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东省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1997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散居少数民族，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除民族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
第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尊重散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禁止民族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散居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对本条例的实施负有督促、检查的职责。
第五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辖有民族乡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
第六条 民族乡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民族乡人民政府配备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的数量应当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
各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有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第七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收或者录用公务员、职员、工人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或者录用少数民族公民，不得以生活习俗、语言不同为理由拒绝招收或者录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八条 禁止在各类出版物、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和其他活动中出现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伤害民族感情的语言、文字、图像和行为。
第九条 散居少数民族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十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作出有利于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排。
有关部门在安排经济建设项目和专项资金、贷款，开展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等方面，应当对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聚居的管理区优先给予照顾和扶持。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加强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水利、电力、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民族乡的财政支出基数，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照顾民族乡的原则确定。民族乡的地方财政收入超收部分可全部或者部分留给当地使用。
第十一条 在民族乡从事森林、水力、矿产等资源开发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或者录用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并从企业或者项目年税后利润中提取5％－10％给民族乡政府，用于发展当地经济和安排群众生产、生活。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帮助下列企业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一）民族乡办的企业；
（二）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乡（镇）、村委会以及街道办事处办的企业；
（三）散居少数民族投资额占30％以上的企业；
（四）以散居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
信贷部门对本条所述企业，在信贷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优先支持。
税务部门对本条所述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减免税照顾。
第十三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方的人民政府应当在师资、财力、物力等方面帮助散居少数民族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居住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设立以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和民族职业中学。
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小学，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设立民族小学。
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中学，经地级市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设立民族中学。
第十五条 民族学校应当配备少数民族教职员工，教职员工编制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给予适当照顾。
第十六条 普通中学招收散居少数民族学生，应当降低10－20分录取。
各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招收民族乡的少数民族考生，应当按照自治地方的政策待遇给予降分录取；对其他散居少数民族考生按省有关规定给予优先录取。
市、县（区）所属的中等农业、林业、师范、卫生、水电等学校，每年应当安排一定名额录取本行政区域的散居少数民族学生。
第十七条 对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散居少数民族学生，各级教育部门及各大、中专院校应适当减免学杂费，并在发放助学金上给予照顾。
第十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组织素质高的教师、医务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到民族乡工作，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和开展科学技术推广普及工作。
第十九条 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方，需要兴办广播电视站、电视差转台、文化馆（站）、图书发行网点等文化事业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
第二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办好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自然村的卫生院（站），发展传统医药，开展妇幼保健工作，加强对地方病和多发病的防治。
第二十一条 散居少数民族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推行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假日，并照发工资。
第二十三条 进入城镇进行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公民（包括外省、区的少数民族公民），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少数民族公民应当遵守当地的有关规定。宾馆、旅店、招待所不得因生活习惯不同拒绝接待少数民族公民。
第二十四条 在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并支持兴办必要的清真饮食服务行业。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肉食、饮食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核准并领取清真证明。清真证明由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对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清真伙食补助费。
第二十五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殡葬服务工作。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公共墓地应当予以保护，不得侵占。
第二十六条 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长期从事民族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损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单位或者上级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月2日
柏拉图晚期法学思想综述（修订版）

宋飞


【正文】

　　按语：2005年读过张海斌先生写的《作为知识与德性的法律——评柏拉图》一文之后，笔者对其将《法律篇》定位为一部文艺和哲学色彩浓厚、法学文采不足的作品，表示异议！于是就萌生创作此文的念头。

　　上海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法律篇》中译本一书，可以说是张智仁、何勤华两位先生的一大杰作。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与《理想国》比较而言，在表达和行文上比较晦涩和枯燥。但是，由于两位译者的努力，我们依旧能够较为流畅地阅读到《法律篇》的精彩论述，并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

　　一、三权分立思想萌芽

　　在该书第180页中，柏拉图写道：“法官严格地说并没有官职，只是他在审案并作出判决的日子里，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思想的最早表述。在该书第383页中，他又写道：“法官当他面临他的法律责任即确定被告人应处什么刑罚和多少罚金时，他必须紧跟着立法者的足迹，而立法者应该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画家，扼要地描绘出业已规定了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司法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最早表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吴彭寿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版）卷四第214-215页则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政体三要素说：即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行政、审判（司法）三大机能。这为后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三权分立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犯罪故意和过失思想萌芽

　　在该书第290-292页，柏拉图将犯罪分为“自愿的干错事和非自愿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叫“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犯错”。这和我国西晋律学大师张斐所说的“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奠定了西方犯罪学的基础。

三、首创西方刑事政策思想和犯罪报应说

在该书第280页，他指出：“我们是人类，在今日世界上是为人类的孩子立法的。”在接下来的第281页，他又将犯罪邪念描述为：“其根源既不是人类，也不是神仙。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疯狂的刺激物，它是不可救赎的、很久以前犯罪的结果。它到处乱转，带来厄运和毁灭，你应该想方设法预防它。”在该书第293页，柏拉图继续提出：为矫正非正义行为，我们应采取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一般性方针，以免在日后罪犯不再自愿犯这种罪行或易于再犯这种罪行。何勤华先生将其归纳为：法律的社会功能是教育和强制。第295页，柏拉图还写道：一个犯罪者“也许是患了精神错乱症，或者由于生病而差不多精神错乱了，或者是由于年迈的结果，或者因为他仍处于儿童时代”。而民国法学家赵琛却从另一角度理解这些文字，在其著作《新刑法原理》（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一书中，他提出，柏拉图的刑事政策思想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认为：“犯罪是一种疾病，所以刑法不是针对既往，而是用来防范将来。”中国古代《尚书.大禹谟》中也有“刑期于无刑”的类似思想。这段文字还被改变为后来的古罗马法律格言“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受到古典自然法学派推崇，并体现在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之中，形成了直至现代社会依然奉行的法律效力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在该书第297—298页，柏拉图引用了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明受暴力侵害致死者在刚死时，对罪犯充满愤怒。受害者的同伴会替其寻找谋杀犯。所以罪犯必须远离死者生前常去之地。一旦被抓住，一切刑罚都得加倍！就算没被抓住，“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死者诅咒也会施加给他。民国法学家郭卫据此，在其著作《刑事政策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5年版）中认为柏拉图在刑事学说方面首创了报应说，他是西方研究刑法之始祖。

　　四、支持死刑

　　柏拉图是死刑的支持者，在该书第293页，他认为：对于抢劫庙宇、政治颠覆、叛国等严重案件，立法者必须规定死刑，以作为对罪犯的罪行的惩罚。因为这类案件中的罪犯已经被发现是无可救药的，对所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其生存，甚至对他们本人来说也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的死将有助于其他人。“首先，他们向非正义提出了警告；其次，他们将是国家摆脱恶棍。”对此，我比较欣赏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说法（基督教早期教父德尔图良也不支持死刑，见《战争与和平法》第71页 （荷兰）格老秀斯著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他认为死刑只应该出现于这样的国家：“在那里，阴谋颠覆它的罪犯，尽管被监禁并严加看守，但由于他的国内关系或国外关系，仍会继续扰乱社会并使之处于危险之中。”除此之外，不应当适用死刑。因为当死刑不是必需时，它就是非正义的。死刑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其效果不如富有持续公开性的终身刑，而且容易引起旁观者对受刑人的怜悯，其威吓作用是多余的；死刑的错误也是无法挽回的，贝卡利亚描述道；“从对一切法制的考察中的出这样一个结论：足以判决罪犯死刑的证据是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即便2名以上见证人出证，即便所证明的犯罪嫌疑是大量和相互独立的并备有犯人的供述，这样证据的任何一个都超不出道德肯定性的限度。而经过很好考查的道德肯定性仅仅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在对几乎所有国家的考察中，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根据这种自认为驳不倒的证据，一些被臆断的罪犯被判处了死刑”。个人觉得柏拉图的理由远远没有贝卡利亚的充分。

　　五、谋杀的原因

　　在该书第303页，他提出谋杀的原因有三：一是贪欲；二是野心勃勃的心理倾向；三是罪犯胆怯的恐惧所致谋杀。

　　
六、自杀有罪

在该书第307页，他提出自杀有罪，应受到安葬不体面的报应。对此，近代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版）第290—291页解释道：柏拉图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以当时希腊城邦斯巴达的法律制度为其思想蓝本的。在斯巴达，官吏的命令完全是绝对的，那里耻辱是最大的不幸，懦弱是最大的罪恶。这一点，与后来的罗马人对自杀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同册第300页，孟德斯鸠继续评价道：柏拉图处罚不是为了避免耻辱而是由于懦弱而自杀的人，这一规定是存在毛病的，因为这是无法证明犯罪动机的唯一案情，而像柏拉图这样的规定确要求法官对这些动机作出决定。近代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则认为自杀的社会危害性小于逃亡，自杀毕竟不是针对他人的犯罪，所以自杀看来是一种不能接受真正意义的刑罚的犯罪，因为自杀者的刑罚只能落在一些无辜者身上，或落在一具冰冷的失去感觉的尸体上。如果说后一种情况就像鞭笞一尊塑像一样，对活人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前一种情况就是非正义和暴虐的，因为，人的政治自由必然要求刑罚纯粹是针对个人的（见《论犯罪与刑罚》第110——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贝卡利亚著，黄风译）。

　　七、财产申报制度和法律诉讼

在该书第165—166页，却记录了37人团体所要保管的一种重要文件，该文件记载着：每个人都要向官员报告自己的财产总额。如果他是最高财产等级的，可以不予宣布而留下400德拉马克；第二等级的，留下300；第三等级的，留下200；第四等级的，留下100。如果有人被发现占有登记总额以上的任何东西，那么全部多余的东西应该由国家没收。此外，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还有可能构成“贪污钱财罪”而被记录公示，自此远离财产。我不敢肯定，这种财产申报制度是否是柏拉图首创？但至此之后，该项制度却被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所沿袭，并在当代中国的新疆部分地区试行。
　　在该书280页以后，他将抢劫庙宇、政治颠覆、叛国、谋杀、殴打（伤害和残伤肢体）、渎神这几种罪名列为法律诉讼的分类。在第283页，他还描述了死刑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

　　八、用实例区分侵权行为、相邻权与地役权

　　相邻权与地役权如何区分是物权法中的一大难点，早在2300多年前，柏拉图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下面是他在名著《法律篇》（中译本）第270-274页中提到的几种情况，让我们根据他的描述，分析一下其中哪些属于相邻权？哪些属于地役权？哪些是侵权行为？

　　1、一个人越过了自己的地界，侵入他邻居的土地，引起纠纷

　　——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