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

涂 斌 华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对于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单纯依靠刑罚来加以控制与防范已经被现实生活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极其幼稚的，犯罪本文在重新准确定义何谓金融诈骗犯罪的基础上，对于该罪的诈骗行为本质上是对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进行阐述，并对将诚信原则契合到犯罪控制领域内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而确立该原则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过程中的刑罚替代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的制度设计。
关键字：金融 诈骗 金融诈骗犯罪 诚实信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的一种考察与建档，使抽象的金融信用获得外在的客观性。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与此不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主要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金融机构认定与肯定。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认证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对其中符合认证标准的金融机构授予认证标志，并对此类获得认证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商业优惠性政策。而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自主选择此类或非此类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事实上，任何商人总是倾向于与诚实守信的商人打交道——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或曰推动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又不亚于是一种事实的激励机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广与深入人心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
（三）在商业金融活动领域内严格贯彻实名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与风气的塑立，有一个必然前提，即明确市场主体身份，使其对于诚信的遵守与违反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设若有人作出有违诚信之行为而社会并未得知，则此违反几无成本，诚信原则必形同虚设，为此我们必须使各安其名，各守其分，即确立市场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实名制。我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确立了若干实名制度，譬如存款实名制、证券开户实名制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总是有许多金融活动参加者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的实名规定，来达到其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例如，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存款、开户买卖证券，从而实现避税、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非法目的，而这些正是典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地贯彻实施法律规定的实名制，不能使法律的明确规定流于形式，而为金融欺诈者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欺诈者的欺诈方式与手段是极其简单浅显的，监管部门只需稍尽注意义务即可防范，而我国目前许多监管部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对此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当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树立一个良好的遵守诚信原则的风气，无疑还需要很多其它配套制度的支持，上述种种仅是就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一再强调的，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特殊实质，即其恰恰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使我们从事实和法律上获得了使诚信原则作为刑罚的替代来控制和防范金融犯罪的正当理由，而这也正是本文就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性控制与防范的的缘由，如果这对我国更好的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有任何裨益，哪怕极其微小，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于华政园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试行 )

2007-06-26


　第一条 为了规范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的实习活动，保障实习的质量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以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为申请成为执业律师而到律师事务所实习的人员（以下简称“实习人员”），其实习活动管理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实习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品行良好；
　　（四）未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罪除外）；
　　（五）无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记录。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应当向住所地地市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接收实习人员实习：
　　（一）无符合规定条件的指导律师；
　　（二）受到停业整顿以下处罚或者行业惩戒未满六个月；
　　（三）受到停业整顿处罚，处罚期届满后未满一年。

　　第五条 符合本规则第三条规定条件的人员申请实习，应当向律师事务所提出实习申请，经律师事务所同意，并由实习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审核登记后，方可参加实习。

　　实习分集中培训和实务训练两个阶段进行。实习期限为一年。

　　第六条 申请实习人员与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签订《实习协议》，明确以下事项：
　　（一）实习人员姓名；
　　（二）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住所；
　　（三）指导律师的姓名、执业证书号码、执业年数；
　　（四）拟安排实习的起止日期；
　　（五）实习人员和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任；
　　（六）实习人员实习期间相关费用的安排。

　　《实习协议》自地市级律师协会完成审核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七条 申请实习登记，由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向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实习人员填写的《实习申请表》；
　　（二）申请实习人员与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实习协议》；
　　（三）申请实习人员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
　　（四）申请实习人员身份证复印件，非实习地户籍人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证或者暂住证复印件；
　　（五）申请实习人员所在单位出具的辞去原职的证明，或者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档案存放证明等证明本人能够专职从事律师职业的材料原件；
　　（六）申请实习人员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
　　（七）申请实习人员一寸近期免冠照片一张；
　　（八）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符合本规则规定条件的情况说明。

　　拟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申请实习的，除提交前款规定的相关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所在的高等院校法学院系、法学研究单位出具的同意其实习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地市级律师协会应当自收到申请登记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对申请实习人员、指导律师、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条件的审核。对于符合本规则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申请实习人员颁发《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对于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及申请实习人员，并告知理由。

　　申请实习人员或者拟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对律师协会不准予实习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律师协会或者其上一级律师协会申请复核。

　　第九条 实习人员应当妥善保管《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不得出借、出租、抵押、转让、涂改或者故意损毁。

　　实习人员《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损坏或遗失的，由接收该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向颁证律师协会申请换领或者补发。换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的，应当交回原证。

　　第十条 集中培训由省级律师协会或者有条件的地市级律师协会组织进行。集中培训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

　　集中培训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律师执业管理规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实务知识和执业技能等内容。

　　地方律师协会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加部分选修内容，作为集中培训的选修课程。

　　第十一条 集中培训大纲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集中培训教材，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负责组织编写或者指定。

　　地方律师协会根据需要增加的培训内容及选用的其他教材，应当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备案。

　　第十二条 地方律师协会可以自行组织或者与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培训机构或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机构合作组织进行集中培训。地方律师协会应当将开展集中培训的计划和年度实施情况报告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备案。

　　地方律师协会自行组建或者与其他单位合作组建的培训机构，应当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备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可以组织示范性集中培训，培训取得的合格证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通用效力。

　　第十三条 开展集中培训，可以根据培训内容需要，选聘有关专家、学者、司法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担任授课教师，但应当以执业律师为主。

　　受聘担任授课教师的执业律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执业五年以上，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
　　（二）在某一领域有突出的业务专长；
　　（三）品行良好，无不良执业记录；
　　（四）关心律师行业发展，热心律师教育事业；
　　（五）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集中培训的授课教师，由地方律师协会在本地区或者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可以推荐一批授课教师人选名单，供地方律师协会选聘。

　　第十四条 集中培训结束时，应当对参加培训的实习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可以采取笔试结合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内容根据集中培训大纲确定，具体考核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备案。

　　经考核合格的，由地方律师协会发给《实习人员集中培训结业证书》；考核不合格的，由地方律师协会安排其再次参加集中培训，所需时间不计入实习时间。

　　第十五条 实习人员的实务训练，由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安排。

　　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务训练指南》，指派指导律师指导实习人员进行律师业务基础技能训练，并为实习人员的实习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第十六条 实习指导律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
　　（二）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执业水平；
　　（三）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无不良执业记录。

　　指导律师同时指导的实习人员不得超过二名。

　　第十七条 实习指导律师的任务和职责是：
　　（一）对实习人员进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
　　（二）安排实习人员协助办理律师业务，指导实习人员进行律师执业基础技能训练；
　　（三）指导实习人员了解掌握办理律师各项业务的执业规则；
　　（四）指导实习人员了解掌握律师执业管理的制度和规定；
　　（五）监督实习人员的实习活动，定期记录并作出评估；
　　（六）对实习人员遵纪守法的情况和品行进行监督、考查。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指导律师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停止其指导实习的工作。

　　第十八条 实习人员在实习期间，应当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独自承办律师业务；
　　（二）以律师身份在委托代理协议或者法律顾问协议上签字，对外签发法律文书；
　　（三）以律师名义在法庭、仲裁庭上发表辩护或者代理意见；
　　（四）以律师名义印制名片及其他相关资料；
　　（五）以律师名义洽谈、承揽业务；
　　（六）不服从律师事务所、指导律师的监督管理；
　　（七）擅自中断实习活动；
　　（八）出借、出租、抵押、转让、涂改或者故意损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九）其他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

　　第十九条 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及指导律师，应当加强对实习人员的管理。实习人员有本规则禁止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解除实习关系，并向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报告。

　　第二十条 实习人员无正当理由解除实习协议，或者因违反实习协议被律师事务所解除实习关系的，由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向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报告，律师协会应当收缴其《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已进行的实习无效。

　　第二十一条 实习人员因律师事务所未能履行实习协议而被中断实习的，可以在三十日内申请转到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已进行的实习有效。

　　第二十二条 实习人员实习期满后，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实习人员撰写的实习总结；
　　（二）指导律师对实习人员的品行表现及执业能力出具的考评意见；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书》；
　　（四）律师协会颁发的《实习人员集中培训结业证书》；
　　（五）《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第二十三条 实习人员实习期满后，实习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应当对律师事务所依照本规则第二十二条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实习人员掌握律师职业道德、律师执业基本技能、律师执业管理制度的情况，以及实习人员的品行表现进行考核。

　　具体考核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制定，并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备案。

　　第二十四条 实习人员经考核合格的，律师协会应当在《实习人员登记表》中签署考核合格意见，作为实习人员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二十五条 组织对实习人员进行考核的律师协会应当在考核结束之日起七日内，将考核结果公示。考核结果公示后，律师协会应当对收到的意见或者举报进行汇总、鉴别，必要时应当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有证据证明通过考核的实习人员不符合本规则规定条件的，应当撤销对其签署的考核合格意见，并向司法行政机关报告。

　　第二十六条 经实习考核合格的人员，应当在收到考核合格通知之日起三年内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律师执业。超过三年申请的，应当由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依照本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重新进行考核。

　　第二十七条 实习人员有违反《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或者违反本规则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由实习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止实习，收回《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被责令停止实习的，已进行的实习无效，并且在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习。

　　第二十八条 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及指导律师指使或者放任实习人员违反本规则第十八条规定的，或者向实习人员出具虚假的《实习鉴定书》或考评意见的，由实习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依照规定给予相应的行业惩戒，或者移交司法行政机关处理。

　　实习人员依据虚假的《实习鉴定书》、考评意见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通过律师协会考核，经查证属实，实习人员已进行的实习无效，并且在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习。

　　有上述两款规定情形的，实习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应当撤销对实习人员签署的考核合格意见，并向司法行政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 实习所在地地市级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健全实习人员档案管理制度，并将实习人员的有关资料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备案，以备有关核查。

　　第三十条 根据本规则规定应当由地市级律师协会承担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在尚未建立地市级律师协会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地方，可以由省级律师协会承担。

　　律师协会对实习人员实习活动的管理，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统一印制。

　　《实习人员登记表》、《实习申请表》、《实习协议》、《实习鉴定书》、《实习人员集中培训结业证书》的样式，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统一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本规则施行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集中培训大纲（试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务训练指南（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