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对毒品犯罪的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对毒品案件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认为对《刑法》第347条的罪数选择认为应对主行为定罪而不应按数行为定罪;动态的非法持有毒品并非都构成运输毒品罪,应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来进行判断;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量刑不合理。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毒品管制活动,具有一种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随着毒品犯罪的发展及蔓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相关机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毒品犯罪的法律文件,对毒品犯罪法律适用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说明与澄清,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毒品犯罪的定性,还存在一些争议,致使有时会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正确地惩罚犯罪,导致法律适用公正性的丧失,影响法律的公信力。

　　一、《刑法》第347条的罪名选择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关于执行〈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确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一新罪名,并明确指出,该罪名是选择罪名。凡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之一的,即以该行为确定罪名; 凡实施了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如运输、贩卖海洛因,则定为运输、贩卖毒品罪,不实行并罚。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纪要》)规定:“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依照该《解释》的精神,贩卖、运输毒品罪不是数罪名,而是选择罪名。所谓选择罪名是指所包含的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复杂,反映出多种犯罪行为,既可以概括使用,又可以分解拆开使用的罪名。 虽然目前司法机关办理毒品案件罪名选择时均按照该规定执行,但是笔者认为,该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在该规定中,没有考虑相关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而一概认定为有几个行为方式就认定几个,虽然从选择性罪名的处理原则看是一罪,但是,真正到量刑阶段,行为人实施的是一个行为还是几个行为,对行为人就具有直接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与运输毒品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联系最为紧密的两种行为,因而最容易引发罪名及罪数认定的争议。目前,争议最为集中的应是行为人在贩卖毒品过程中,自己运输毒品、或者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是否有必要再将运输毒品罪单独列出来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国家将运输毒品的行为归入走私毒品、贩卖毒品或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予以惩处,并没有作为单独的一个罪名加以规定。 而我国刑法则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在认定上存在冲突与重合。司法实践中,目前比较常见且争议较大的情形是,行为人为了贩卖毒品而自己或者雇佣他人进行运输的,是否有必要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对此,笔者认为在贩卖毒品过程中运输毒品的,对于贩卖毒品者而言,运输毒品行为不具有独立的形态,只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的前提或后续行为。对此,直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即可,没有必要再将该行为定罪。同样,走私毒品从境外进入国内,行为人继续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如果按照《大连纪要》的规定,就必须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但走私毒品行为实际上也属于运输毒品的范畴,只是运输地域上具有特殊性,因此,走私毒品罪是特殊的运输毒品罪。既然走私行为本身即已包括在运输毒品罪中,属于运输范畴,那么实施完走私后的继续运输行为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定运输毒品罪,而应直接认定走私毒品罪较妥。

　　二、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争议

　　对于毒品案件定性目前最大的争议,存在于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特别是对动态持有毒品的犯罪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的争议最大。

　　(一)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贩卖、运输毒品等罪之关系

　　一般来讲,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堵截性规定,即当行为人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主观目的无法查明的时候,往往就会保底性地追究其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刑事责任。当然,这必须以行为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为条件。行为人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根据罪数形态相关理论,这属于典型的吸收犯,对于其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论处即可。 《解释》和《大连纪要》均作了原则性的说明。《解释》规定:根据已查获的证据,不能认定非法持有较大数量毒品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犯罪的,才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法持有毒品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犯罪的,则应定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罪。《解释》规定,所谓“持有”,是指占有、携有、藏有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所谓“运输”,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法律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对于那些客观上非法持有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是却因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利用该毒品实施了或者将要实施其它犯罪的行为予以刑事归责提供了法律依据。《大连纪要》规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以上司法解释及纪要的要点在于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法持有毒品已经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犯罪行为,按相应的罪名定罪;如果尚未或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即仅有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此时应分析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法持有毒品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窝藏等毒品犯罪,按相应的罪名定罪,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查证有其他毒品犯罪目的,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争议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简称《南宁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较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348规定的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2008年《大连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下简称《“大连纪要”的理解与适用》)认为:“如果其被查获毒品数量较大,达到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如果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毒品数量大,明显超出其个人正常吸食量的,可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在司法实践中,对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是定非法持有毒品罪,还是运输毒品罪,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从《南宁纪要》到《大连纪要》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南宁纪要》对于被查获数量较大的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认定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大连纪要》认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也就是查获相当于10克海洛因或其他毒品以上的毒品的,可以认定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等罪名;《“大连纪要”的理解与适用》认为:数量较大以上的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在运输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数量大,明显超出其个人的正常吸食量的,定运输毒品罪。

　　笔者认为,《南宁纪要》与《大连纪要》对此类案件的规定相比较,侦查机关取证与司法机关对行为人定罪相对容易,实际操作性也强;而《大连纪要》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表述,司法实践中并不容易操作,以致《“大连纪要”的理解与适用》对此进行了扩大性的解释,一方面认为数量较大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这本身与《大连纪要》的规定是相反的,更加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数量大”究竟为之多少、“明显超出其个人的正常吸食量”中正常吸食量以多少为标准?因为数量多少为之大没有明文规定,正常的吸食量也因人而异,所以《大连纪要》与该《理解与适用》反而让该类案件变得更有争议,也造成了各地执法不一的乱象。

　　司法实践中,对查获吸毒者在运输途中被查获数量较大毒品该类案件在定罪上基本分三种情况,一是认为的只要是查获数量较大以上,尽管数量大,只要不能证明其有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依照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不认定运输毒品罪;二是认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只是在运输途中,都应该以实际行为定运输毒品罪;三是将数量大进行量化确定,如50克海洛英或折算等同的其他毒品,50克以下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超过50克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笔者认为,对此有权解释机关应作明确表述,不应由各地因自行理解的不同而造成实际执法的不同。

　　(三)动态非法持有毒品行为是否应定运输毒品罪

　　多数情况下,许多毒品犯罪都是以非法持有毒品为外在表现形式,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必然以持有或掌控一定数量的毒品为前提或结果,所以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行为形式上的涵盖关系。就非法持有毒品而言,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持有”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是移动状态的, 尤其是动态非法持有毒品和运输毒品两者在客观方面常常有许多重合和相似之处,极易混淆。对于上述运输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之间争议,其核心问题在于动态持有毒品是否就等于运输毒品,即由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运输状态能否推定其主观方面的运输故意。举个简单的事例,一名吸毒者乘车去外地旅游,为了在外地也能吸食到毒品,其携带了10克海洛英,那么其在交通工具上被查获,是否能认定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笔者认为,动态持有毒品绝对不能等同于运输毒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并不排除动态持有这种形态的存在,行为人持有毒品在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是非法持有毒品罪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和运输毒品罪相区分的重要标志。刑法确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目的是为了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故意的情况下,为更有利打击毒品犯罪行为而使用的一种补漏性罪名。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较为特殊的犯罪形式,在犯罪构成上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要求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客观归罪的成分,也体现了“疑案从轻”的原则。《解释》规定,所谓“持有”,是指占有、携有、藏有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非法持有毒品应当包含静态持有如藏有、携有毒品和动态持有如在火车上、飞机上查获到毒品,但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是要贩卖、走私、运输毒品等情形。是不是只要实施了“运输”行为,即动态持有毒品就一定构成运输毒品罪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首先要认定运输毒品罪,就必须查明行为人为何运输毒品、为谁运输毒品,企图把毒品运送给何地何人;第二、在涉案罪犯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运输毒品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即认定其犯有运输毒品罪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第三、运输毒品罪的“运输”具有特殊的刑法含义,《解释》规定,“运输”是一种非法运送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刑法规定的运输毒品罪的“运输”应当作限制性认识,不能简单地从字面含义进行理解,仅就毒品的位移就视为“运输”毒品。即只有为了贩卖、走私毒品或以其它方式扩散毒品,或者为了帮助他人贩卖、走私毒品或以其它方式扩散毒品而将毒品从甲地带至乙地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所称的“运输”,不能认为凡是在运输工具上或候车场所上携带毒品都是运输毒品,也不能以起获毒品是否在运输环节来划线。事实上,动态非法持有毒品和运输毒品在客观方面虽都存在使毒品产生位移的特征,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意图是不尽同的,这正是我们区分动态非法持有毒品和运输毒品的重要标尺。

　　承认运输毒品罪的“运输”具有目的性这一特殊刑法含义,才能有效解决对于动态持有毒品行为的定性困惑,消除“案同罚不同”的司法尴尬。也容易解释多年来铁路法院对在行驶途中的火车上所查获的毒品案件,哪怕是行为人携带数量较大以上的毒品,在没有证据证实行为人是为了自己或帮助他人贩卖、走私毒品或以其它方式扩散毒品的情况下,此类案件绝大多数的判决都是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非运输毒品罪。

　　三、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之争议

　　《刑法》第349条规定窝藏毒品、毒赃罪,从内涵上理解“窝藏”实际是一种持有行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来看,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体现出比“持有”毒品更明显的犯罪意图,但是窝藏行为却处罚则较轻。《刑法》第348条对非法持有毒品数量的量刑幅度,包括处以有期徒刑,最高徒刑为无期徒刑且并处罚金,而《刑法》第349条规定窝藏毒品、毒赃罪的刑罚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

　　问题是,窝藏毒品、毒赃罪的最高法定刑低于非法持有毒品罪,可能导致当司法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窝藏毒品行为,就有可能出现“疑罪从重”的现象。一方面有可能司法机关客观上无法获取行为人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等证据而只能认定非法持有毒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司法机关有意不去调查行为人是否有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的主观目的,而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因而也造成窝藏毒品、毒赃罪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少见,而绝大多数此类案件均按非法持有毒品定罪处罚。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一犯罪行为无法证实其构成此罪时,采取“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处理,在处理窝藏毒品、毒赃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的刑罚时正好与“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根据刑法原理,下游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应该低于上游犯罪的法定刑,非法持有毒品罪是窝藏毒品罪的下游犯罪,但是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附加刑要求并处罚金,而窝藏毒品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0 年且无附加刑,从二者的法定刑设置看是与上述原理相悖。

　　因此,笔者认为,应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降低到窝藏毒品罪之下或将窝藏毒品、毒赃罪的法定刑提高至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上。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或窝藏毒品、毒赃罪的法定刑进行修改且规定持有毒品数量的最高限额,使其更有利于查法行为人是单纯是非法持有毒品还是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从而更有力地打击毒品犯罪。


　　卢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资源保护条例

2003年4月3日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资源保护条例


（１９９２年５月３０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２年７月２8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发展林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区域内的森林资源，包括林地以及林区内野生的植物和动物，属于本条例的保护范围。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按《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
森林，包括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林木，包括树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闲度零点三以上的乔木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宜林荒山。
第三条　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保护和发展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森林资源，鼓励各族人民发展林业，提高森林覆盖率。
第四条 州县林业局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本辖区内的林业工作；林业公安局、林业派出所所在州、县林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
乡（镇）林业工作站是指导和组织发展林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受县林业局委托，行使林业行政管理职能；村公所、办事处设护林员，由乡人民政府委任，履行巡护森林，制止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职责。


第二章　森林资源管理与保护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林业发展规划。林业主管部门要定期进行森林资源清查，开展森林资源监测和监督工作，建立资源档案，掌握资源变化情况，研究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对策。
第六条　国有山林、集体山林和自留山，由县级人民政府颁发山林权证，山林权属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发生山林权属纠纷，按有关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调处。
加强林地的保护和管理，因建设需要占用国有林地或集体林地的，10亩以下由县人民政府批准；10亩至20亩的，由州人民政府批准。并按建设占用征用林地，砍伐林木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七条　国有山林应设置经营管理单位，有计划地组建国营林场，集体山林应采取个人承包、联户承包和办集体林场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
国营林场，应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林业部门指导集体林场和承包荒山造林的工矿企业、机关、部队、个体承包户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八条　辖区内昆洛、景仑、小腊、允大公路两侧非平坝地段２００米以内，电站周围及引水渠两侧非平坝地段１００米以内，水库周围第一分水岭以内的山林为防护林。禁止种植粮食及短期经济作物。属国有山林的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同公路、水库、电站管理部门，签订合同，委托代管；属集体山林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加强管理。
第九条　辖区内的风景名胜、自然景观，和有保护价值的森林资源，由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县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名木，列为国家保护的濒危珍稀树木实行保护。
第十条　建立健全州、县、乡（镇）护林防火机构，落实护林防火责任制。每年元月至五月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要实行昼夜值班。林区用火要严格实行报批手续。发生火灾立即报告，并组织扑救，及时做好火灾案件查处工作。
保护林业设施，禁止破坏或擅自移动护林防火设施和林业标志。
第十一条　州、县林业部门设立森林植物检疫站，对进出辖区的木材、苗木、种子及林产品进行检疫，签发检疫证书。对进出境的森林植物检疫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对辖区内的森林资源进行病虫调查，划定疫区，保护区，提出封锁、扑灭疫情的措施。
第十二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脂、采药及其它毁林行为。未经批准，不得在林区采石、采矿、采土。
第十三条　禁止盗伐、滥伐森林或其它林木。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无证收购木材（薪柴）、竹材、藤条（皮）。
第十四条　加强野生动物管理。列为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禁止猎捕。特殊需要的，要实行《狩猎证》、《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和《运输证》制度。禁猎区和禁猎期内，严禁狩猎。林业、工商部门及时查处非法猎捕、倒卖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群众损失，由管理部门核实后，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经济补偿。


第三章　植树造林

第十五条　自治州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为６０％，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条例的要求，搞好林业区划，制定植物造林长远规划和短期实施计划。
第十六条　国有宜林荒山，要有计划地开展植树造林，保证造林质量。
鼓励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承包荒山造林，签订承包合同，谁造谁受益。承包两年不造林，或改变林地用途，由发包方收回。
凡郁闭达到０．３以上的乔木林、竹林、火烧迹地禁止毁林造林。灌木林、疏林地的林分改造，须经县林业主管部门核实，报州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贯彻"以封为主，封育结合"的原则，对符合封育条件的林地，由县林业主管部门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因地制宜地采取全封、半封、轮封的方式，实行封山育林。
第十八条　国营、集体林场按照经营方案，有计划地绿化造林，为群众造林做出示范，采伐迹地要当年更新，成活率和保存率要达到国家标准，不得欠帐。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驻地和部队营区，由各单位负责绿化造林；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兴办家庭林场。
大力营造薪炭林，谁造谁有。要改灶节柴。分级制定薪柴消耗定额，积极提倡以煤、电代柴，推广使用太阳能和沼气，降低薪柴消耗。
第十九条　州、县、乡（镇）各级人民政府营造样板林，实行集约化经营，为植树造林做出表率。
县林业局、乡（镇）林业站要建立苗圃基地，做好苗木供应和造林技术指导。苗圃基地应纳入城镇建设总体规划。
第二十条　每年六月为自治州的义务植树月，并实行义务植树登记卡制度。未履行植树义务的公民，由各级绿化委员会令其限期补植或按规定收取绿化费。
提倡和鼓励种植纪念树。


第四章　森林采伐经营管理

第二十一条　森林实行全额管理，限额采伐。采伐限额包括商品木材（竹木）、农民自用材、生活和工副业烧柴。
木材实行计划生产。国有林、集体林、农民自留山、轮歇地生产的木材，都必须纳入木材生产计划。木材生产由上级计划、林业部门下达。县计划、林业部门根据当年的采伐计划，将国有林采伐分解到林场，集体林采伐分解到乡（镇）或集体林场，由乡（镇）分配到村。
第二十二条　采伐林木必须办理采伐许可证，凭证采伐。国营林场应将伐区作业设计和上年度更新验收证明，按隶属关系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核发《采伐许可证》，采伐结束，由林业主管部门进行伐区作业质量验收。
集体林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委托乡（镇）林业站，按采伐计划办理《采伐许可证》，并进行采伐、更新检查验收，农民房前屋后种的自用零星林木除外。
第二十三条　木材、竹材、薪柴、藤条（皮）运输一律实行运输许可证制度。出州的由州林业局或委托县林业局核发运输证，州内运输由县林业局核发州内运输证。
第二十四条　实行木材、林产品经营许可证制度。国营、集体、个体专业户的木材、藤器、竹器加工经营，均由林业部门办理《林材、林产品经营许可证》。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种植的木材、竹材、藤条（皮）加工的在集贸市场上出售的产品除外。
未办理《林材、林产品经营许可证》的，工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　国有林生产的统配材，按计委、林业主管部门下达的调拨指标销售。在采伐限额内生产的造纸材，抚育间伐的椽子、毛杆、薪柴等林区剩余物可以议销。
集体林生产的木材，由乡（镇）林业站办理运输证和销售证明后方可出售。
第二十六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在州内主交通要道设立木材检查站。州、县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林业公安可依法对过往运输木材、薪柴、竹材、藤条（皮）的车辆，进行流动检查。执勤人员，必须佩戴使用有关部门颁发的标志和证件。
第二十七条　木材公司、林场可在销区设立木材供应点（门市部），出售木材和木制品。群众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的自产木材，经乡（镇）林业站办理运输证和销售证明方可出售。工商、林业、税务部门应加强木材市场管理。


第五章　林业基金

第二十八条　建立州、县、乡（镇）三级林业基金制度。林业基金包括：
（一）育林基金的留成部分。
（二）林政管理费。
（三）林区管理建设费。
（四）国有荒山承包费。
（五）上级拨款。
（六）州、县乡（镇）财政拨款。
（七）上级国家机关规定征收的有关费用及其他林业费用。
（八）自筹经费。
第二十九条　林业基金是发展林业生产的专项资金，实行分级筹集，按比例解交，专项存储。林业基金的使用要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受同级财政部门监督，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营林造林、迹地更新、林政管理、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植物检疫、采伐林区道路延伸、林区管理建设、基层林业站和木材检查站的建设，林业技术培训、林业科技研究及护林防火等林业事业开支。


第六章　林业科技

第三十条　实行科技兴林。建立健全林业科研及推广体系，开展科技咨询，科技服务，科技交流，科技承包工作。
第三十一条　林业科研围绕生态林业、重点抓好良种选育、营林造林、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林产品加工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推广现代科技成果。
第三十二条　建立林业干部教育制度，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大力普及林业科技知识。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三条　认真执行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者给予重奖。
（一）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制止毁林开垦、乱砍滥伐、乱捕滥猎成绩显著的；
（二）辖区内连续三年未发生森林火灾的；或预防扑救、查处森林火灾案件有显著成绩的；
（三）在植物检疫、森林病虫害防治及林业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四）绿化造林、迹地更新、封山育林成绩显著的；
（五）积极改灶节柴，以煤、电代柴，推广使用太阳能和沼气，降低薪柴消耗成绩显著的；
（六）积极制止违法行为，检举揭发犯罪人员，抓获罪犯有功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轻重分别由林业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惩处。
（一）毁林开垦，毁林采脂、采药和其他毁林行为的，未经批准在林区采石、采矿、采土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处以一至四倍罚款，限期还林。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毁坏防护林、古树名木、珍稀树木，破坏自然景观、风景名胜的，没收违法所得，按照用材林价格赔偿损失外，并处以五至十倍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擅自进入封山育林区进行各种活动，损坏幼树，影响林木生长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损失金额一至三倍的罚款。
（四）侵占林业用地种植粮食及短期作物或其他经营活动的，按当地收益的一至三倍罚款，限期退耕还林。
（五）无证收购木材（薪柴）、竹材、藤条（皮）的，除予以没收外，并处以实物价款一至三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投机倒把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国营、集体林场超计划采伐林木的，将超伐所得作为育林基金上缴外，并扣减下年木材生产计划或采伐指标。情节严重，对直接责任者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七）无证运输木材、竹材、薪材、藤条（皮）的，扣留运输工具及产品，限七天以内补办运输证件。逾期不补办的，没收其运输产品，并处以没收价款１０％－３０％的罚款；运输数量超过运输证件限量的，没收其超过部分的产品；使用伪造、倒卖、涂改、过期木材运输证，或起止地点与运输证不相符又无正当理由的，收缴运输证件，没收产品，并处以没收价款的１０％－１５％的罚款；以暴力威胁、殴打木材检查人员，或强行冲关拒绝检查的，除按本条例处理外，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八）偷漏、抗拒、欠缴林业基金的，除责令缴纳外，视情节轻重处以应缴林业基金二至三倍的罚款；不按期或不按规定缴纳的，按日处以应缴纳基金５％的滞纳金；对直接责任者给予适当的处分和罚款。经处理后仍不上缴的，由开户银行强行划缴。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分别或并处警告、经营产品价值的５％－２００％的罚款、没收经营产品、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木材、林产品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一）未办理《木材、林产品经营许可证》擅自开业的；
（二）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或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重新登记、注销登记的；
（三）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出卖或者擅自复印《木材、林产品经营许可证》的；
（四）擅自转移经营地点或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
（五）不按规定缴纳林政管理费的；
（六）违反其他规定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法律、法规条款处罚；
（一）违反护林防火有关规定，按照《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及《森林防火条例》处理；
（二）盗伐、滥伐森林或其他林木的，按照《森林法》第三十四条处罚，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采伐不更新的，按照《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森林采伐更新办法》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及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有关法规的，由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或工商、海关部门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章有关规定处罚。
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豢养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实物价格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投机倒把罪、走私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所收罚款全部上交同级财政。
第三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造成损失的，由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补偿损失。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