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出境暂行规定（修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1992年10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号发布 根据1997年12月22日发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第16号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政府规章的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中越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宁，方便中越两国边境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友好往来，促进边境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居住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人员从本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入境、出境或在本自治区境内居留、旅行，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边境地区人员从本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入境、出境或在本自治区境内居留、旅行时必须携带本规定涉及的各种有效证件，接受公安机关的查验。
第四条 本规定所指边境地区，系指中越两国各自边界一侧的县（市）行政区划范围。
第五条 本规定所指边境地区人员，系指中越两国各自边界一侧的乡（镇）范围的居民、边境地区边贸人员及应邀参加传统民族节日联谊活动的双方边境地区的人员。
第六条 本自治区政府依法保护在本自治区境内的越方边境地区人员的合法权益。
越方边境地区人员在本自治区境内必须遵守我方的法律、法规、规章，尊重我方的风俗习惯，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第二章 入境
第七条 允许越方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到本自治区边境地区探亲访友，求医治病，从事正当的商品交易，参加传统的民族节日联谊活动。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入境。
第八条 越方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到本自治区边境地区的，必须持有本国主管机关签发的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从双方规定的出入境口岸、通道（含便道）出入境；前往本自治区边境地区以外地区的，须向自治区边境县（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获准并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出入境证》；前往目的地属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的，须同时申领旅游证件；前往本自治区以外的地区的，须持有效护照和签证。
第九条 不属边境地区人员的越南公民以及第三国家人员入境到本自治区边境地区或经本自治区边境地区到其他地区的，需持有效护照和签证，从中方规定的口岸入出境；入出境后需前往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的，必须向县（市）公安局申请旅行证件。

第三章 居留
第十条 越方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到本自治区边境地区探亲访友，求医治病，从事正当商品交易，当天不能出境的按规定办理住宿登记后，可以在本自治区境内住宿；需要停留一个月以上的，必须在入境后三日内到当地县（市）公安局申请办理《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地区外国人临时居留
证》。
申请临时居留证时须回答有关的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一）交验有效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
（二）提供本自治区边境地区主管部门同意求医治病，从事正当商品交易等与临时居留事由相应的证明；
（三）填写临时居留申请表，交近期二寸正面半身免冠照片两张。
第十一条 持有临时居留证的人只能在该县（市）范围内居住。出境时，应向发证机关缴销临时居留证。
第十二条 临时居留证有效期最长为六个月。有效期满后需继续居留的，应当于期满前三日内向原发证公安机关申请延期。临时居留证可以延期两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
第十三条 越方边境地区人员在本自治区内住宿的，必须履行下列住宿登记手续：
（一）住在城镇亲属家中的，须于抵达后二十四小时内，由留宿人或本人持留宿人的户口簿到当地公安机关派出所申报，交验本规定涉及的有效证件，填写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表。
（二）住在城镇旅店、招待所的，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后，由留宿单位于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
（三）住在农村亲属家中的，在抵达后七十二小时内，由留宿人或本人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者乡政府户籍办公室申报，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
（四）在帐蓬、摊点蓬、施工蓬等临时或移动性住宿工具内住宿的，住宿人或为住宿人提供场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事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方能住宿，并按本条第（一）、（三）项规定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五）变更住宿地点的，仍序按照以上规定办理住宿登记手续。

第四章 出境
第十四条 本自治区边境地区人员出境前往越南的，须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从双方规定的口岸、通道（含便道）出入境。
边境沿线乡镇的居民（含有临时户口的人员）出境，须凭本人身份证与出境事由相应的正面，向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公安局或授权的派出所申请领证。
边贸人员需出境前往越南的，按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办理.
应邀参加传统的民族节日联谊活动人员出境，凭本单位证明和有关批件，经地、市外事部门批准后，向所在地的县（市）公安局或其授权的派出所申请领证。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的有效期为一年，乙种本的有效期为半年，两种版本在有效期内均可多次出入境使用。
第十六条 不属边境地区人员出境前往越南的，需持有效护照和签证，从双方规定的出入境口岸出入境。申领护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办理。
第十七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越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由自治区公安厅及其授权的边境县（市）公安局或边境县（市）公安局授权的派出所签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地区外国人临时居留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证》由自治区公安厅及其授权的边境县（市）公安局签发。

第五章 管理机关
第十九条 在由内地通往边境地区的交通要道设立公安检查站，负责对进出边境地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
第二十条 边防检查（工作）站负责对出入国境的人员及交通工具进行检查和管理。

第六章 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非法入出境，非法前往不对外国人开放地区，非法居留，不办理住宿登记，不随身携带有效证件，拒绝公安人员查验证件，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入出境、居留、旅行证件等违反入出境管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
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协助越方边民及其他人员违法入境、出境、停留、居留、旅行或协助中国公民非法出境的有关责任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外国人，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违法本规定的处罚，由县（市）或者县以上公安机关裁决，并由县（市）公安局或其派出机构执行。
第二十五条 被处罚人对公安机关的罚款、拘留处罚不服的，在接到通知起十五日内，可以通过原裁决机关或者直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诉，上级公安机关自接到申诉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最终裁决。被处罚人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出入本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人员的有关证件，如有遗失、损坏，应当即向就近的公安机关报告并按有关规定申请补发。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在办理有关证件是，可按规定收取工本费和手续费，所收的费用的50％应留当地使用。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更正通知
原印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出境管理暂行规定》（一九九二年自治区人民政府第6号令）因文中有误，请各单位自行更正。将第七条最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的提直诉讼改为提起诉讼。


经1997年12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1996年3月17日行政处罚法公布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含省人民政府、省人民委员会）制定的136件政府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经清理，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修
改政府规章32件，废止政府规章42件，保留政府规章62件。
为此，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境地区人员入境出境管理暂行规定》（199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号）进行修改：
（一）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对违反本规定的外国人，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第二十五条中的“三天”修改为“十五日”。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1992年10月4日
我国刑事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状评析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龙宗智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并由此形成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

其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

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证人可以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可以弃之不顾。在我国大力贯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针的情况下，在现代各国法院权威受到普遍尊重的世界性场景中，这种无视法院权威的状况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然而，由此得出证人不作证的结论就大谬不然了。因为在不向法庭作证的同时，证人却鲜有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的。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此，侦查阶段警察询问获得的书面证言却总是不会缺少。

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这就将各国的通例颠倒过来了。因为作证制度的普遍要求是：证人必须向法庭作证却通常有权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这种颠倒，不可不谓是我国作证制度之一大怪现状。

为什么出现上述现象？首先，这是因为强制力量上的差异。一方面，法院缺乏威权。由于法院缺乏惩治不到庭证人的手段，使有关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成为一种仅具象征意义而缺乏实效性的宣言。另一方面，由于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其次，刑事诉讼中作证制度的设置为这种奇特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基础。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向谁作证，但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即证人负有向法、检、公三个机关作证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向法院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通行多年的，甚至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观念。

然而，这一观念和相关的制度是可以质疑的。现代各国刑事侦查制度，通行一条基本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又称“司法令状主义”。即警察和检察官进行的证据调查，应当是一种不侵害公民权利，不具备强制性的“任意侦查”，如果要采用强制性措施，包括强制证人提供证言，通常情况下，需要取得司法批准令状，或者由法院直接实施，再或者由法律授权的具有司法性质的单位或个人实施，如美国的大陪审团、法国的预审法官。因此，日本刑诉法第１４３条规定：“法院，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可以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而警察、检察官则只能在法律或法院授权的意义上才具有这样的权力。

为什么原则上只能强制公民向法院作证？理由有二：其一，法院是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主体，证人只能是法庭的证人，而不是诉讼之任何一方的证人（虽然他可以由诉讼之一方提出，并依其作证性质作出控方证人或辩方证人的区分）。其二，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存在形式上平等的关系，就像辩护方不能强制公民向其作证一样，控诉方通常也不具有这种强制力量，只有中立和独立的法院才能赋予他们这种权力。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警察和检察官具有直接实施强制取证的能力，是因为我国奉行的是“诉讼阶段论”而非“审判中心论”。公、检、法都被视为国家的刑事司法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制约，因此证人对这三家都有作证的义务。只有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具备任何强制性，而且法律明示，经证人同意（对被害人、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须检察院、法院许可），才能向他们进行调查。这种“诉讼阶段论”，必然造成担当搜集证据查明事实责任、采用行政性手段的侦查阶段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导致法院权威的失落。

其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因此造成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笔者称其为第二大怪现状，是因为我国刑事庭审中使用书面证言在两个方面不同寻常：一是书面证言使用的普遍性世所罕见。也就是说，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证人证言是以书面形式而非言词形式呈现于法庭。而由于证人证言是各类案件中最普遍最大量的一类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书面证言的基础上。二是法律对书面证言的使用未作任何限制，这也可以说是在实行现代诉讼制度的各国中绝无仅有。我国刑事审判在书面证言“常态化”的同时，对书面证言的运用，又未规定必要的限制条件。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就是说，只要证人不到庭，其证言笔录就可以当庭宣读。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

现代各国审判制度的通例是，在法庭审判中必须实行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任何不能经过法庭质证的“传闻证据”，包括庭前获取的书面证言。这一规则的基本内容各国相同，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表述为“直接言词原则”，而在英美，则被称为“排除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规则。当然，考虑到现实可行性，也有某些例外。从法理上看，例外使用书面证言需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要性，即证人确实无法到庭陈述；二是“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如伴有全程录像的书面证言，在中立的法官面前所作的陈述笔录，以及经诉讼对方审查后同意或无异议的书面证言等。

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如死刑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

然而，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至少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书面陈述产生时往往缺乏宣誓、保证、申明法律责任这类场景设置，从而可能影响其严肃性；书面证词排除了反对询问的可能，使该证据难以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书面证词排除了法官直接审查原始人证的可能，不能通过直接观察感知如“察言观色”检验证人作证的真伪；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有可能是采用诱导、施压等获得；不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即使在事实的记录大致准确的情况下，对某些情节记录人也完全可能作出取舍；对笔录的签字认可可能因为由于多种原因而不完全反映证人的本意，如有的证人（包括被告人和被害人）采取信任取证人的态度，草率阅读甚至不读也签字等等。

由此可见，使用缺乏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定案，很可能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以及判决的错误。而坚持作证的言词原则，禁止使用缺乏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词，正是从经验和理性中获得的诉讼中证据使用的基本要求。

其三，警察不作证。

警察不作证的第一层意思是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第二层意思是指，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某某刑警队、某某派出所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

警察向法庭作证，是诉讼制度中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目击犯罪的情况、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英美法谚称“警察是法庭的仆人”，就主要是指警察必须根据法庭传召出庭作证。美国辛普森杀人案，负责侦办的富尔曼警官，即使被辩护方律师攻击为现代社会的“希特勒”（种族主义者），也只得应法庭传召出庭，就物证搜集等情况作证，不敢有所怠慢。我国警察不出庭作证，甚至在书面证明材料上也无警察的落名，既节约了警察的时间，也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包括对警察威权和证词可靠性的质疑，同时还可以避开伪证责任等麻烦。然而，使用书面证明材料甚至不符合基本诉讼要求的书面证明材料（既非证人证言也非书证），却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同时，这种“警察特权”也是对法治的一个反讽。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法官们不便、不愿，甚至不敢传召警察出庭作证，那么任何具有一般法治意识的外部观察者都会说，这是一个警察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我国刑事作证制度上的上述三大怪现状，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重大缺失，尤其是观念的缺失。

一是审判公正观念的缺失。在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使证据都经过法庭质证，这是审判公正的基本要求。证人包括警察证人不出庭，大量使用书面证言的做法，违背了司法的规律，造成明显的程序不公正乃至实体的不公正。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大量案件甚至最严重的案件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司法不公正的严重危险，因为这些证言的来源是不可靠的。直接使用这种证言定案的做法是建立在对取证人高度信赖的基础上。然而，现代司法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点是“怀疑论”，它不相信官员认知上的全知全能，不相信官员人性上的“无欲则刚”。由于任何人都可能故意地或过失地犯错误，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性防范保障机制，如审判中的质证制度、当庭直接审查等，而不是对侦查阶段行政性操作结果的照单全收。

二是人权保护观念的缺失。出现上述现象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官员注重对犯罪的控制而忽略对人权的保障。因为证人不出庭，庭前侦查阶段取得的有利指控的证言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而能避免庭审时交叉询问与法官直接询问造成证人证言的改变从而使指控受到损害。因此，实际上控诉方有时会有意无意地鼓励证人不出庭。此外，证人出庭会提高诉讼的成本，降低审判的效率，也使司法人员容易采取直接采用书面证言的“简化”的做法。然而，这种有利控诉而不利辩护的偏向，忽视了诉讼的公正和被告人的权利。面对并询问证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证人，这是一项被国际法律文件普遍认可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我国不仅制度阙如，甚至许多司法人员也未意识到被告应当享有这项权利。

三是法治权威观念的缺失。法治社会的标志，是行政权力受到限制以及法院的权威受到普遍尊重。因为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司法最终解决”，法院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表现在：法院以法的适用为中心，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基本保障；法院以解决社会冲突为使命，是社会关系最稳定的调节器；法院的个案处置功能和终局性作用，使其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对法院出庭通知的“执行难”，与法院裁判的“执行难”一样，反映了我国社会中法院权威乃至法治权威不高。而只向警察作证不向法院作证以及警察不出庭作证等问题，反映了行政权过分强大包括行政方面实际享有的“法外特权”。

追溯根源，上述现象反映了我国司法制度乃至社会政治结构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仅就司法制度而言，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线型结构，使“审判中心”难以确立，使法院对审前阶段缺乏控制能力，对侦查机关缺乏约束能力。同时，使诉讼成为一种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接力赛”和“流水作业”，法院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机关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今天，我国在法治建设中的类似“怪现状”以及司法界和整个社会对此“见怪不怪”，显然是法治的悲哀。当务之急，是充分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悖谬并谋求其解决。这使司法改革成为必须，而更在其先的，是司法人员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