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进一步推进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依法行政的意见

建法[2011]81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进一步推进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以下简称《纲要》）和《关于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以下简称《意见》）的要求，结合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明确工作总体要求

（一）充分认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纲要》和《意见》提出的目标和要求相比，任务还很艰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充分认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确看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面临的任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增强推进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扎实做好推进依法行政各项工作，全面推进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依法行政。

（二）推进依法行政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纲要》的实施力度，认真落实《意见》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结合住房城乡建设实际，通过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等手段，着力健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着力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推进建筑节能和城镇减排，规范城市建设和风景名胜区管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规范建筑、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健全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科学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法制培训学习，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三）增强依法行政观念。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四）推行法律知识测试和考察制度。拟任部门领导职务的干部，任职前要考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情况，并将考察结果作为是否任用的重要依据。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测试。对拟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要统一组织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对拟从事政府法制工作的人员，也要组织专门的法律知识考试。

（五）健全培训学习长效机制。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每年要举办2期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加强对公务员的法制教育和培训，将依法行政知识纳入公务员培训的教学内容。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培训、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并把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行政复议人员要有专门的业务培训。

三、紧密围绕中心工作，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六）完善住房城乡建设法规体系。通过制订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营造有利于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科学发展的法制环境。围绕住房城乡建设中心工作，加快立法进度，突出立法重点，优先解决住房保障、市场监管等方面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问题，及时修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七）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坚持依法立法，确保立法工作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立法内容符合上位法的规定并与相关法规相协调。坚持科学立法，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的要求，增强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活力、有序与科学的统一。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论证的作用，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合理的诉求、合法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做好立法协调，积极构建与人大法律工作部门、政府法制部门和有关部门之间良好的工作联络机制和协商渠道，增强协调意识，提高协调能力，克服部门利益化倾向。

（八）严格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发布程序。严格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各类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不得通过备案等手段违法设定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条件，切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

（九）加强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备案。健全规章和规范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对规章一般每隔5年、规范性文件一般每隔2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加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做到与上位法不矛盾、不抵触，政策之间相互协调。严格执行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自觉接受备案审查监督。

四、健全行政决策机制，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十）严格依法决策。行政决策要有法律依据，确保行政决策的主体、程序、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充分发挥法制机构、法律顾问和法律专家的作用，作出重大决策前，法制部门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组织法律专家会审，防止越权决策、违法决策。

（十一）健全决策程序。建立健全重大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增加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明确本部门实行集体决策的事项范围、集体决策程序和办法，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对住房保障、城乡规划、房屋征收补偿、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标准规范等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评估，实现风险可控。完善重大决策事项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十二）完善决策评估制度。定期通过各种途径对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和社会效果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组织专家学者或者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并根据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对违法或不当的决策行为，要依法追究责任。

五、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十三）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解决当前市场监管中存在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以维护公共利益和规范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秩序为目标，加强城乡规划、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节能减排、住房公积金、工程建设标准执行等方面的监督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稽查执法工作，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规范公共服务，确保住房保障、市政公用等政策的落实，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强化住房公积金的基本住房保障功能。加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内外的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健全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市场监管应急预案体系，全面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和水平。健全信用制度，加强对注册执业人员管理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狠抓重点领域的专项治理。加大建筑市场动态监管力度，每年动态核查企业数不小于企业总数的5%。

（十四）规范执法行为。规范执法主体，界定执法权限，明确委托执法的依据、事项、权限和时限，并向社会公布。健全行政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法步骤、环节和时限。坚持公正执法，对违法行为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过罚相当、不枉不纵。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依法细化行政执法裁量标准。坚持文明执法，注重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

（十五）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行政执法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办案管理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及时发现违法行为，为迅速查处违法案件提供技术支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信息化管理系统，提高行政执法管理信息化水平。完善网上电子审批、一个窗口集中办理和“一站式”服务的工作机制，加强对许可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十六）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及时调整、梳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行政执法责任。通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质量考核、满意度测评等方式，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评议考核。完善和细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滥用职权、粗暴执法的，要依法追究责任。继续发挥行政执法责任制重点联系单位的作用，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深入开展。

六、依法解决行政争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十七）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功能。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确实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要告知申请人解决问题的途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行政复议程序，全面规范受理、审查、决定、监督等工作环节，增强行政复议的公信力。深入调查了解案情，注重运用调解、和解方式解决纠纷，坚决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提高办案质量，加大复议纠错力度，努力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健全工作机构，充实行政复议人员，确保行政复议案件依法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审理。建立健全适应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落实重大行政复议决定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制度，按照《关于建立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告制度的通知》要求，定期报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报表和行政复议案件分析报告。

（十八）完善信访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和及时阅处群众来信，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限时办结、及时反馈。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有效化解矛盾，把社会矛盾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做好群访人员的疏导和对缠访问题的处置。

（十九）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完善行政应诉制度，自觉接受司法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被诉机关要依法积极应诉，按照规定向法院提交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并依法参加庭审活动，重大行政案件要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人亲自出庭应诉。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认真研究落实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书。

七、强化行政监督作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对人民群众检举、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认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一）加强层级监督。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每年向上一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书面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及时向上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增强执法监督力度。加强对城乡规划、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住房公积金、市政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和行政审批、招标投标、资质资格审查等方面的执法监督。

（二十二）推进政务公开。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重点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深入推进市政公用事业领域的办事公开。主动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等形式公开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答复。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评议考核。推进办事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办事公开领域，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八、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提供依法行政保障

（二十三）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健全依法行政领导机构，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首长要对依法行政负总责，把依法行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强化领导责任，落实依法行政工作责任制，明确每年度的工作重点，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有总结，确保依法行政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十四）加强理论研究和指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结合实际，加强对依法行政重大问题的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把握规律，解决问题。上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通过召开研讨会、培训等形式，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的指导。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宣传依法行政先进典型。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二十五）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要大力加强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健全法制机构，把政治素质高、法律素养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法制机构，并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保障法制机构经费，改善办公条件，为法制机构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

（二十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将依法行政与普法依法治理相结合，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电影、报刊等传播媒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法制宣传教育营造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良好的法制氛围，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浅析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级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 宋 蕾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民事制裁措施。精神权益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获取的体现在人格、身体方面的精神利益。在民事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主体的精神权益通常体现在其姓名、隐私、身体及言行自由诸方面，是主体人格、身份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而且在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权益具有受法律永久性保护的特点，如姓名、名誉、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并不随着主体的消失而消失。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是适用经济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进行精神损失赔偿对受害者具有抚慰、补偿作用，对侵害者具有惩罚教育作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上的损失，对实施侵害行为的行为人给予财产上的制裁，可达到用其他法律手段不能达到的目的，特别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精神赔偿更具有特殊意义。
一． 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通法并没有接受单独就精神痛苦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精神损害通常被认为是像人身侵害这样的侵权行为的附属物，没有必要看成是单独的诉因。而法院也不应该对仅仅是精神上遭受痛苦的受害人提供救济。但是如果被告的行为极其残暴，以至于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造成严重的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上述侵害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因此，在大量类似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许多法院（包括侵权法重述）都逐渐的承认并接受精神损害可以作为独立的诉因。
20世纪40年代，美国法律学会明确承认心理痛苦赔偿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导致心理痛苦（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分为两种，一种是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另一种是过失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上的痛苦都应该得到补偿：“精神痛苦是且仅是‘人的状态的一部分。（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任何人当他的财产或金钱受到损失，或者是应当到手的预期收入忽然没有了的时候，都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快，这是很正常的。 `完全的心理上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Not all mental anguish is compensable: '[E] Motional distress is but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 Loss by anyone of property or money, and certainly loss of expected wages, will normally produce mental anguish. 'Complete emotional tranquility is seldom attainable in this world . . .' (6 Cal.App.4th at 801.) ）
根据美国法律学会编辑的《法律重述·侵权行为法》第46节的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构成精神损害的要件是：第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第二，伤害是故意的；第三，实际发生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什么是严重的精神痛苦呢？在Davis v. Gage 一案的判决中，爱达荷州上诉法院认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是指已经被“身体上的伤害”证明，或者有证据表明“原告的日常行为已经因此收到妨碍…或者是他/她的精神上遭受难以承受的打击。。。”（106 Idaho 735, 741, 682 P.2d 1282,1288 (Ct. App. 1984). ）
为了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原告必须证明：
1． 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是不记后果的
2． 被告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
3． 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精神痛苦，并且
4． 该痛苦 “十分严重，以至于达到任何合理的人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Herrera v. Conner, 111 Idaho 1012, 1023, 729 P.2d 1075, 1086 (Ct. App. 1986) (quoting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46, comment j (1965)). See also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Hatfield v. Max Rouse & Sons Northwest, 100 Idaho 840, 606 P.2d 944 (1980). ）
对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必须同时有身体上的伤害（physical injury）发生，美国判例法有详细的规定。尽管说被告的行为同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的证据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很明显的是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或者是表现并不是主张故意精神损害赔偿所必需的。（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然而在过失精神损害的案件当中，原告必须表明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伴随着身体上的伤害。也就是说在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里，没有“纯粹”的精神痛苦的赔偿，或者说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疾病的表现，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See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美国爱达荷州高等法院在Czaplicki v. Gooding Joint School Dist.一案的判词中指出，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有“身体上的受伤害的症状”，这种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偶尔的想自杀，精神衰弱，性欲减退，疲劳过度，胃痛，没有食欲等等”。（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2001年12月审判了Linda &Dolly v. Clark & Barbara 一案。被告雇佣Ms. Morgan协助他们举办家庭晚会。原告诉称Ms. Morgan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而后驾车引起交通事故，致使Edna死亡。作为Edna的遗产管理人，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肇事者的雇主负责赔偿包括过失精神损害的损失，因为被告对其雇佣的人疏于管理。原告声称，由于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死亡，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向被告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只要“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符合某种客观的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并且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证言证明。”（Corso v. Merrill, 119 N.H. 647,653 (1979)）换句话说，“精神上的损害必需要由因此引发的身体疾病的症状来证明”。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没有能够提供专家证言证明她因为目睹母亲的惨死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症状能够作为支持他要求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从大量的判例当中我们发现，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美国侵权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以及举证责任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学习这些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有益的。

二． 借鉴英美法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意义

大陆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源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法国对勒迪斯昂案的判决，该案一名叫勒迪斯昂的男子极其七岁的儿子被某行政机关的卡车撞死，其妻以本人和三个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名义要求赔偿，对其直接物质损失如丧葬费等当然予以赔偿，对其提出的精神赔偿请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采纳了政府专员厄曼的意见：精神痛苦虽不能以金钱计算，但不等于不应和不能给予赔偿，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代特定的损害，其具有抚慰性质，虽不可能完全消除精神痛苦，但比无任何赔偿好。赔偿旨在给予一种满足和快意，以减轻死者家属感情上的痛苦，它与商业中的等价交换性质的是不同的。最后法院判决该行政机关付给勒迪斯昂妻子精神损害赔偿费一千法郎，这为后来的精神损害赔偿奠定了立法的理论依据，并相继为各国的立法所肯定。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法律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我们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后，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开始有争论，因为我们曾经受到前苏联的法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不能用金钱来赔，用金钱来赔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律观，是把人格权利商品化，因此从法学理论上反对对人格权、人身权受到损害进行金钱赔偿。但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国家在法学领域内已逐步开始了拨乱反正，一些理论误区已经逐步得到澄清，精神损害赔偿开始进入理论视野和立法视野，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观点还比较保守。目前看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要。《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把精神赔偿的范围规定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补充了公民隐私权的精神赔偿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有人认为精神赔偿的范围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为宜，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权、民主，法律也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精神财富的保护的时候，通则规定的范围已不能达到充分保护公民人身权的目的。完善精神赔偿制度，是注重人身权的保护和完善侵权责任制的体现，大部分国家对此的立法包括对所有人人身权的都适用，无限制地规定了这一制度，如美国，某家庭妇女状告某足球俱乐部夺走了她的丈夫（其丈夫是位球迷），而判决结果主张了原告精神赔偿的请求，此案例在我们看来未免夸张，但就我国民法对此有限列举的立法而言，也到了适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时候，应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运用的直接性，即应把精神损害赔偿真正提高到其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在“赔礼道歉”等四种责任形式后，“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无论在司法心理还是在文字表述上，均给人应以前四种方式为主，赔偿为辅，精神赔偿并不重要的感觉，从而导致其不予被重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许多受害者无法受到保护。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和未加重视的态度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情，应扩大对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

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现行的法律保护手段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其缺陷在于保护范围过窄，赔偿标准也无统一定论，因此，立法机关应从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科学的吸收英美法上的相关制度，补充完善有关规定，这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充分保护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精神权益无疑是迫切需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加入WTO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英美法律文献选读－－侵权法教材》，王军编著，2002年9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中国侵权行为法的100年历史和新世纪的发展》，杨立新，2001年4月
《无过失责任》，王利明
《英美侵权行为法》，徐爱国编著，1999年10月，法律出版社
《West Nutshell Series----Torts》(Second Edition),EDWARD J.KIONKA
美国法院近几年的判例：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Linda & Dolly v. Clark & Barbara， New Hampshire Superior Court, Docket No. 99-C-0084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