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避险中对生命的法益衡量
??由一个案例引发的对各种观点的思考

齐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例】
甲、乙、丙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表现，挖开洞口需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对应否付诸实行，他们征求了救助人员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其后通讯中断，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乙、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
【法理分析】
上述案件实为哈佛大学的法哲学教授弗拉对英国发生的著名的里贾纳诉达德利合斯蒂芬斯（Regina v. Daudley and Stephens）一案所做的修改，原案为密里欧莱特号失事，三人在一救生船上漂泊，当他们都濒临死亡（in extermis）的时候，其中二人为了延长生命而杀死另外一人，将其肉用作充饥。他们提出一个紧急避险或强制(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or compulsion )的抗辩，但结果被否定了。此案中纠缠了太多复杂的因素，如我们应当如何认识紧急避险这一排除犯罪事由的本质？生命的价值是否可以量来衡量？人格的基本要素能否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现实的伦理道德认识之妥当性与刑法理论的完整性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抽签之方式决定生死与牺牲一个已经接近死亡的人的生命法益的行动在其内在逻辑构成、法律理念与外在法经济学价值分析中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抑或受害的犯罪成本和加害人的犯罪收益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的悬殊？以上种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极为错综复杂的大网，刑法学的基础理论、人类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内在要求、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不同立场观点和分析视角、人类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导致对生命与死亡等观念的变迁等等因素在其中展开了激烈的抗争。正是这些情与法，法与理的冲突与对立使得笔者内心产生了极大矛盾之间的对抗，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与探索的激情。连续几夜之辗转反侧之后，鼓起勇气执笔宣泄，以表刍荛之见。

一、对紧急避险本质的思考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本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我国通说认为，其本质在于，当两个法益相冲突，又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法律允许了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1]而笔者认为通说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并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保护的法益大于牺牲的法益就没有超过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还要看牺牲的法益是否为紧急避险所必须。[2]其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带有较浓的主观主义色彩，很多地方表现出行为无价值论的基调，注重行为之恶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与破坏。如果从报应刑主义出发，对行为人主观恶念进行非难，则可认为紧急避险是有害的，因此，在民法上行为人对于其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在刑法理论上，却应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在不得不丧失两个合法利益中的某一个利益时，不管是谁的利益，保存价值更高的利益才是理想的，正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利益的考虑，紧急避险在刑法上才是完全成立的。[3]如果被保护的法益与被损害的法益之间具有同等的价值时，只能说这种避险行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著名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斯特法尼曾论述道：

“在发生冲突的利益之间两者价值相等时（例如两个人的生命），从社会的角度看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所不问，因为，社会并无任何利益去袒护这一生命，而轻视另一生命。有时人们也这样认为，‘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是一种‘超法规’的行为，刑法即不强迫人们作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4]

既然从整体上说法益并没有遭受损害，就不宜将此种类型的紧急避险认定为犯罪。在中世纪，教会与王权合一，在犯罪问题上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帝赐予人以灵魂，灵魂是一种独立并优越于肉体的精神实体。基督教有一句格言：“行为无罪，除非内心邪恶”，法官的责任是“审判别人的良心”。奥古斯汀就明确地将犯罪原因归咎于人的恶的意志。同样我们从行为无价值论的角度，本着规范违反说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同法益冲突可采用紧急避险的理由。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性格，并不表明行为人有主观上恶的性质。因此，对行为人施加刑罚并无任何“改正”与“威慑”的实际价值，目的刑论的合理正当化依据，在此遭到阻却。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现实危险，保护较大或者相等法益的这种观点。

二、紧急避险之刑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紧急避险之所以被社会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这一古老的刑法格言中得到体现。这一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5]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避险权只是一种假定的权利，而非真实的权利，并不能由此认为合法。他指出：

“所谓紧急避险权是一种假定的权利或者权限，就是当我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情况时，去剥夺事实上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很明显，从权利学说的观点看，这就必定陷入矛盾。这种为了自我保存而发生暴力侵害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可是这样一种豁免的主观条件，由于奇怪的概念上的混淆，一直被法学家们视为在客观上也是合法的同义词。紧急避险的格言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在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但是，不能由于紧急避险而把错误的事情变为合法”。[6]

康德为人们展示了对于同等法益避险权的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问题，认为紧急避险行为基于公平原则不受处罚，但却没有真正解决避险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从法的意义上肯定了避险权。从法而非道德上论证了避险权。黑格尔将刑法诉诸理性，认为存在即理性。其引入了法益比较原理，以生命、自由等这些更高的价值来论证避险权的合理性，认为其为生命、自由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权利。黑格尔指出：

“当生命遇到极度危险而与他人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它得主张紧急避险（并不是作为公平而是作为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定在遭到无限侵害，从而会产生整个无法状态，另一方面，只有自由的那单一的局限的定在受到侵害，因而作为法的法以及仅其所有权遭受侵害者的权利能力，同时都得到了承认。”[7]
“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一人遭到生命危险而不许其自谋所以保护之道，那就等于把他至于法之外，他的生命既被剥夺，他的全部自由也就被否定了。当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与保全生命有关，我们如果展望未来，那就非关涉到这些细节不可。但是唯一必要的是现在要活，至于未来的事不是绝对，而是听诸偶然的。所以只有直接现在的需要，才可能替不法行为辩护的理由，因为克制而不为这种不法行为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不法，而且是最严重的不法，因为他全部否定了自由的定在。”[8]

黑格尔将关于紧急避险的思想称为冲突理论，以法益的价值差异即法益衡量为出发点，实为刑法理论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进步。
对紧急避险的法理说明一直以来学界就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的是违法阻却说与责任阻却说。违法阻却说的理论基础是法益衡量说，认为如果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为了救济更高或者同等价值的法益，则该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其提出了两个原理，即优越的利益原理和利益阙如的原理。而责任阻却说在法理上的根据在于责任则却，其主要理论基础为期待可能性说，这种理论表现为一句刑法格言为“法律不强人所难”，即任何人都不受不可能事件的拘束。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在于：紧急避险是否具有违法性（当然这里的法是指的刑法）。根据责任阻却说，其肯定紧急避险的违法性。违法而不处罚，仅在于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我不同这种观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正义观念。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既然肯定了对紧急避险没有刑罚，就应当自然而然地否定其犯罪，而这与违法而不处罚的理论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无法解释行为人为了他人利益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的免责问题，同时也无法解释行为人为了保护较小的法益而损害较大的法益时，也可能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但却不能免责的问题。因此，这种观点具有其理论上的局限性。
我认为如果将法益衡量说理解为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更高或者同等的法益，违法阻却说具有其理论的完整性与合理性。德国刑法理论通说采取两分说，即将牺牲较小法益保护更大法益的行为成为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将得以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称为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老师将其二者称为合法的紧急避险与放任的紧急避险。[9]诚然，如果肯定损害同等法益的紧急避险包括在法益衡量说的定义之中，我认为违法阻却说在解释这一问题上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没有必要采用两分说。但如果理论上不将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合法性纳入法益衡量说之中，则违法阻却说的理论在解释为了保护相同法益而紧急避险时，就会遭到阻却。综上所述，我认为紧急避险是一种违法阻却情形，也是一种正当化事由。这种正当性并非基于对行为人道德的评价，而是基于紧急状态下行为特殊性的一种法律评价。基于本文对法益衡量之本质的理解，即包括紧急避险行为是为了救济更高或者同等价值法益，我比较赞同违法阻却说。

三、能否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命？

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10]、日本学者平野龙一等在此问题上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生命在法律面前的价值是平等的，用牺牲等价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是违法阻却的事由，此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德国学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和阿部纯二等持反对的观点，他们认为：

“任何法益均可因紧急避险的介入而做出牺牲。唯有相关人的生命属于例外，因为，人的生命价值是不存在差别的。在数人的生命共同面临危险，以及以牺牲一人来挽救多人，无不同样如此。”[11]
“生命、身体是人格的基本要素，其本质是不可能用任何尺度进行互相比较的，与此同时，社会生活是基于这样的人格者的结合而成立的，尊重保护人格是法秩序的基本要求，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将人格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是法的本质立场。”[12]

同时我国的通说因采取紧急避险必须救济价值更大的法益，因此为了保全自己的健康或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都属于避险过当的行为。[13]
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兼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从法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对于此问题进行了较功利化的分析，他说：

“即使在通常意义上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的交易成本不是很高，大部分人也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有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使其他人继续生存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可以证明出航前船员们同意在挽救其他人所必要的条件下由最虚弱者作出牺牲，那么在协议不得不被实施的情况下就将存在允许紧急避险抗辩的经济学理由。”[14]

但是，如果像本案中所阐述的那样，行为人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作出牺牲。以传统的法理念我们自然会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式。因为持肯定说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无论贫富、长幼、男女、长相的好坏。抽签是通过合意，大家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共同让度自己基本权利后，所形成的契约。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处在危难中的人们相互残杀，直到有一方死亡为止的野蛮的局面出现，最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江山老师在其著作中写道：

“在远古社会，当交易是必须的时候，当利益冲突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当人们凭经验得知与其相互夺杀，屠杀，流血，不如相互妥协对各自更有利的时候，契约就成了合理交易养资源的唯一出路。”[15]

浙江省杭州市建设委员会


杭州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杭州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杭建法发[2006]26号


杭州市各县（市）区建设局，各专业管线管理部门，各专业管线建设单位，各有关单位：

　　《杭州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已经通过杭州市政府法律审查，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杭州市建设委员会
二OO六年一月十日



附：



杭州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管理，根据《建筑法》、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部《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地区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和管理。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是指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供水、排水（雨水、污水、雨污合流）、燃气、热力、电力（含路灯）、电信（中国电信、有线电视、广播、移动、联通、铁通、网通等）、工业管道等的地下管线及相关的地下空间（除军事工程外）、地铁等工程。
　　第三条 杭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建委），负责对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实施统一的管理。
　　市建委负责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西湖风景名胜管委会）区的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施工许可、备案、档案的监督管理工作。杭州市城建档案馆受杭州市建委委托，对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统一管理。
　　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负责对本区域地下管线工程建设施工许可管理，由杭州市建委进行备案管理。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由杭州市城建档案馆统一管理。
　　萧山、余杭区及杭州市各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区域的地下管线工程施工许可、备案、档案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必须向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
　　第五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根据其管径和特征，将其具体分为地下主干线管线工程和地下次干线管线工程两类。
　　地下主干线管线工程是指：城市的供水（大于100mm）、排水（大于200mm管道、大于400mm×400mm方沟）、燃气、热力、电力（大于10KV）、电信、工业等地下管线及相关的地下空间、地铁等工程。
　　地下次干线管线工程是指：城市供水（小于等于100mm）、排水（小于等于200mm管道、小于等于400mm×400mm方沟）、电力（小于等于10KV）工程。
　　第六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地下管线工程施工许可时，需要递交以下材料：
　　（一）地下主干线管线工程
　　1、地下管线工程施工许可申报表（详见附表一）；
　　2、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管理要求递交的材料；
　　3、杭州市有关部门的道路开挖批准材料。
　　（二）地下次干线管线工程
　　1、地下管线工程施工许可申报表（详见附表一）；
　　2、工程施工合同；
　　3、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监理合同；
　　4、杭州市有关部门的道路开挖批准材料。
　　第七条 地下管线工程在覆土之前，建设单位必须委托具备相应测绘资格的单位，按照《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进行竣工测量。竣工测量进度应与工程进度相适应。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地下管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应当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下列档案材料：
　　（一）地下主干线管线工程
　　1、地下管线工程项目的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计划、规划、设计、用地、开工批准文件及其它审批材料；
　　2、地下管线测量精度分析、测绘成果及竣工测量数据；
　　3、地下管线工程施工技术文件材料和竣工验收文件材料；
　　4、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平面布置图、横、纵断面图、管线带状竣工图或图幅竣工图；
　　5、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电子文件、工程照片、录像等）。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提交的文件材料。
　　（二）地下次干线管线工程
　　1、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平面布置图、横、纵断面图、管线带状竣工图或图幅竣工图；
　　2、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坐标和应当归档的电子文件材料。
　　报送的竣工档案应当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GB/T50328）要求。
　　第九条 市城建档案馆在接收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后，对符合档案进馆要求的，应该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建设工程竣工档案认可意见书》。
　　第十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后，各地下管线工程的建设单位，应该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日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备案管理需要提供以下文件和资料：
　　（一）地下主干线管线工程
　　1、地下管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勘测单位的质量检查报告；
　　4、设计单位的质量检查报告；
　　5、施工单位的工程竣工（质量检查）报告；
　　6、委托监理工程的监理单位的质量评估报告；
　　7、市城建档案馆出具的认可意见书；
　　8、地下管线工程的施工许可证；
　　9、规划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
　　10、质量监督报告（由电力、电信部门负责监督的，在报告电力、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时，抄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二）地下次干线管线工程
　　1、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备案表；
　　2、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市城建档案馆出具的认可意见书；
　　4、地下管线工程的施工许可证；
　　5、质量监督报告（由电力、电信部门负责监督的，在报告电力、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时，抄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市建委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全市地下管线工程的动态建设和管理。杭州市建委委托杭州市城建档案馆具体实施动态管理的各项工作。
　　第十三条 市城建档案馆应做好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工作，为社会提供便捷的查询和利用服务。
　　杭州市各专业管线单位利用本单位的专业管线档案时，应凭单位有效的利用手续。各专业管线单位利用本单位或其他专业管线时，一律免费查询和利用。

其他单位需要查阅各种非本单位产生的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时，应凭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及工程建设的有效材料，到市城建档案馆办理利用手续。
　　第十四条 市城建档案馆应做好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的密级划分，根据地下管线档案的密级，确定档案利用的范围。根据地下管线档案局部管位和局部范围利用的原则，开展利用工作，严格做好档案的保密工作。
　　地下管线工程档案对外利用一般以档案摘录的方式进行，不提供原始档案的复印件，以维护地下管线档案的保密与安全。
　　在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利用中，严格执行“谁利用，谁负责”的保密责任制，对于因为地下管线档案失密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相关责任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对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建设不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组织施工，对地下管线工程竣工后不办理竣工备案，对不按照规定时限、规定的标准和要求移交地下管线工程竣工档案，由当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 03月01 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