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加快民族贸易发展的指导意见

商改发[2008]1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8]33号），加快民族贸易发展，搞活民族地区商品流通，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民族贸易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加快民族贸易发展，是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民族贸易既是经济工作又是政治工作，扶持民族贸易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贯政策。在党和国家各项照顾政策扶持下，民族贸易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前民族贸易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传统民族贸易企业业务萎缩，民族地区流通现代化进程滞后，民族特色商品生产经营发展缓慢。加快民族贸易发展，搞活民族地区商品流通，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加快民族贸易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因素，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牧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流通规模小，商品周转慢，市场经济不发达。目前，民族贸易工作仍是商务工作的薄弱环节。加快民族贸易发展，是在商务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三）加快民族贸易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加快民族贸易发展，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扩大民族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有利于改善贫穷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加快民族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四）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推动与市场主导相结合，构建新型民族贸易体系，搞活民族地区商品流通，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五）工作目标。健全民族地区市场体系，培育民族贸易骨干企业，保障民族地区市场供应，发展民族地区商品生产与流通，扩大民族地区对内对外开放，规范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消费扩大、生活富裕、社会和谐进步。

　　三、加快民族贸易发展的主要任务

　　（六）健全民族地区市场体系。在民族贸易地区加强规划，合理布局，引导国内外资金建设一批规模适当的商品集散市场，因地制宜地加强现有集贸市场的改造提高，增强民族特色商品展示、交易能力，方便民族地区特色商品收购与外销。充分发挥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等边疆省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以边境口岸为依托，建设和改造一批以民族特色商品加工、包装、集散、仓储、运输为主的多功能物流中心。
　　（七）保障民族地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发展生活必需品市场，满足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求，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消费物美价廉的特需商品。密切监测民族地区市场供求和价格情况，根据少数民族需求增加监测品种，扩大监测范围，及时发现市场异常波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针对少数民族节日等重点时段，制订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充分发挥商务部应急商品数据库作用，增加民族地区生活必需品重点联系企业数量，健全紧急调运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切实保障民族地区市场供应。
　　（八）培育民族贸易骨干企业。积极培育面向少数民族群众聚居比较集中的边远山区和农村牧区的民族贸易骨干企业，支持其向乡镇发展民族贸易示范网点。支持大型连锁商业企业以多种方式在民族贸易县发展网点，或与传统民族贸易企业合资合作。鼓励民族贸易骨干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资产重组、参股控股、特许经营、战略联盟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贸工农一体化、总代理、总经销等现代流通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九）促进民族特色商品生产与流通。民族特色商品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鼓励民族特色商品经营企业加强产品和技术研发与创新，进行设备改造与更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促进民族特色商品经营走品牌化、规模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道路，不断拓展民族商品市场，搞好民族特色商品流通。
　　（十）加大民族地区贸易促进工作力度。支持民族地区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博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展览会、交易会。支持民族地区企业参加国际商品交易展示和投资贸易洽谈活动。
　　（十一）鼓励外商投资民族地区。依据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大力发展流通与物流业。
　　（十二）整顿和规范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农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着力整治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商业欺诈行为，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加快民族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

　　（十三）落实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民族事务、财政、人民银行、税务等部门，落实好对民族贸易网点的优惠政策。“十一五”期间，国家继续对民族贸易网点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实行月息低2.4厘的优惠政策；对民族贸易网点建设予以支持，利息补贴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各负担50%；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对民族贸易县内县级和县以下的民族贸易企业和供销社企业销售货物（石油、烟草除外）免征增值税，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的边销茶及经销单位销售的边销茶免征增值税。民族自治地方的边境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边境团场比照享受民族贸易县的优惠政策。
　　（十四）继续完善和实施重要商品储备政策。继续做好现有中央储备肉（包括牛、羊肉）、糖、边销茶等重要商品的储备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地方储备制度。根据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地区市场供求特点，增加储备品种，优化储备结构。
　　（十五）支持民族贸易企业承担特殊商品经营业务。有条件的民族贸易县，可以将辖区内边销茶、农资等商品流通交由商务主管部门确定的民族贸易骨干企业承担，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十六）利用各种资金加快民族贸易发展。多渠道利用各种资金支持民族贸易企业加强网点建设，建设和改造民族地区商品市场和物流中心，搭建民族贸易促进平台，鼓励民族特色商品经营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与创新。
　　（十七）加大民族地区商务领域信息化支持力度。加大对民族地区商务领域信息化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搭建提供各类商贸信息、数据资源的服务平台，利用中外经贸合作网站、新农村商网等信息平台，为民族贸易企业提供国内外商务法律法规政策、经贸投资信息、市场供求和优势产品国际市场动态、贸易统计数据等信息，促进民族地区商务事业发展。
　　（十八）搞好民族贸易人才培训。针对民族地区特点和需求举办民族贸易培训班、研讨班，选派民族地区优秀商务人才参加境外培训项目。积极创造条件，为民族地区定向培养商务人才。
　　（十九）建立和完善地方配套政策。民族贸易发展的基础在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贸易县。加快民族贸易发展，关键在于发挥好民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的作用，在于调动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同民委、财政、人民银行、税务等部门，不断完善民族贸易政策，加大对民族贸易的支持力度。

　　五、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切实搞好商务系统民族贸易工作。民族贸易县所在省、区、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大局出发，增强做好民族贸易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亲自部署，分管负责人要在职责范围内认真抓好落实；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夯实工作基础，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其他省、区、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也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积极支持民族贸易工作，采取措施鼓励当地企业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到民族地区投资兴业、发展民族贸易，实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要发挥好民族贸易有关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相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加强民族贸易理论研究。
　　（二十一）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民族事务、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税务、供销社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民族贸易工作的新思路、新措施。要与民族事务、财政、人民银行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共同做好民族贸易县和省州级民族贸易公司的审批工作，切实贯彻落实好民族贸易“三项照顾”政策。
　　（二十二）建立民族贸易工作联系制度。民族贸易县及其所在省、区、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确定专人负责民族贸易工作，加强民族贸易工作体系建设，建立民族贸易企业联系制度，健全民族贸易工作基础数据库，积极帮助民族贸易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之间的民族贸易工作联系，及时了解民族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加强政策协调和业务指导。
　　民族贸易县所在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严格执行好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情况及本单位民族贸易工作分管负责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要及时报商务部（商业改革司）。





　　　　　　　　　　　　　　　　　　　　　　　　　　　　　　商务部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六日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