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无奈

检察日报2000年08月10日
许多关于法治的宣传，往往使人觉得法治是无所不能的圣物。如
果我们这样简单地认识法治，就难免在遇到无奈的情形下，会对法治
产生最轻率的怀疑。其实法治并非万能，而且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无奈
之中。对此我们应当有最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于法治的选
择是源于理性而不是盲从，因为只有理性的认识才可能被理性地固守。
　　就法治来说，首先就是，它自己的文化基础不能依靠自己得以建
立。任何法治都需要必要的文化基础，但任何法治都不可能为自己的
存在建立一个必要的文化基础。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
成自己的既有文化，这种既有文化具有保守的、不容易改变的性质。
众多的民族文化中，有的文化适宜法治的生成与发展，有的则不适合
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对于没有法治文化基础的民族，他们要建设法治
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使之适合法治的生成与发展，
而这个变革与发展，法治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恐怕是法治的一个极
大的无奈。
　　其次，法治的启动得依赖优秀的人物——社会精英的卓越贡献，
而无可奈何地在人治的基础上开始启动。也就是说法治的无奈在于法
治无法自行启动，并且必须借助于它所反对的人治。任何民族的法治
都是在一定程度人治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关于法
治的思想和理论，那么这些思想和理论也是面对人治弊病，对人治予
以批判的成果。如果说，古罗马存在关于法治的某种社会实践，那么
它的启动也离不开古罗马优秀人物的重要作用。至于资产阶级的法治，
如果没有那些优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产生和发展是无法想象的
。当法治启动的这种人治基础不具备时，法治就无可索求。法治启动
的这种尴尬，显然也是法治的无奈。
　　第三，法治不会是完美无缺的。法治只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礼
治有它成功和优越的地方，但并不决然是最好的或完美无缺的。追求
完美，是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然而人们总是看到，完美的法治只能是
期望而非现实，这就为法治被人所诟病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如果人们
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否定人治、弘扬法治时，人们弃人
治而求完美的心理就无法获得满足。面对不完美的法治，甚至还会引
发轻率者对于法治的责难与敌视。这岂不是法治之又一无奈。
　　第四，法治无法取代道德、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作为一种
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
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规则，它不
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
那只是一种空想。就纪律来说，它是一定组织内部的规则，只要它不
违反法律，得到一定组织形式的认可，就具有自己的效力，并在一定
的组织内发挥作用。在一定组织内部最经常发挥作用的常常不是法律，
而是纪律。法治不仅不排斥道德与纪律，而且还是以道德与纪律的存
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
他社会规范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而言，公司法“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相关条款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关系主体应当是股东；一般地，公司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协议主体。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讼争常常发生，审判法院也一般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决议产生程序不合法及转让主体不适格等为由判定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现实中，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涉案讼争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同意并授权或者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用公司资产支付股东个人应付股权转让款而使公司“被当事人”化；三是在特定情形下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对于上述三种情形，由于公司法和司法解释不能涵盖相关问题，鲜有涉及，将上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一味地判定为无效，也不利于交易的稳定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由于审判水平、审判理念的不同，在处理上述股权转让纠纷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依然存在，故对这一问题的法律适用规则问题有必要作一初步探讨和分析。

一、“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情形的法律适用规则

依《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其代表职权来自法律的明确授权；如果公司以公司章程或者内部制度等对法定代表人的职权有限制进行抗辩的，依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以外，该等限制亦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因此，一般地，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其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协议的行为视作公司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
问题是，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形见后文分析），公司不应当成为本公司股东，自然也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协议主体。因为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会使得公司股权失去其最终的归属，与公司运作的基本法理产生冲突，亦违反了公司的资本充实原则。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同意并授权或者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论是否为站在维护公司利益的立场，还是是否为基于完全代表公司的意志，其处分的并非公司事务，而是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取得的包括财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等在内的多种权利的一个集合体；该个集合体具有财产权和身份权的双重属性，非因股东的特定身份不得享有，亦不得为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内的他人擅自处分。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显属无权处分行为，但对于该处分行为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具文明定。如前述，司法实践中，对于此情形，审判法院一般以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为基础，以“只有股东才可以转让股权”且“向外转让股权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等理由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笔者以为，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否，应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规则和公司章程约定条款的意定规则为基础，而非仅仅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应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规则来作研判；在此基础上，对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擅自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在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作具文明定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并不必然直接得出该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结论。
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时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解释》上述规定，笔者以为，公司不持有自身股权并不必然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事由。虽然公司是否持有自身股权对合同的履行确有影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协议时公司不持有其股权，但并不意味着公司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不能弥补其履约的不足，且即使公司因不持有股权而无法实际履行合同，也只是构成嗣后客观不能履行的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审判法院直接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似有不妥，既无认定无效之理由，亦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而根据《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三条等规定予以处理则更为妥当、适宜。

二、“公司'被当事人'化”情形的法律适用规则

“公司'被当事人'化”常见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用公司资产支付股东个人应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
首先，股东与公司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不同的主体，在自然人股东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股东如要对外代表公司作出任何行为，与其他人无异，均需得到公司的授权或者是事后追认；其次，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换言之，从成立之日起，公司即成为有独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公司对法人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不得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所侵害；最后，股权转让协议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合同相对性规则限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仅在特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因此，一般地，由于公司不能成为自身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自然也没有支付转让款对价的义务。故，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用公司资产支付股东个人应付股权转让款，实质上即是用公司资产支付个人债务，属于抽逃出资、侵蚀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或者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等。由于该等约定条款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公司'被当事人'化”的该等情形，审判法院依法直接认定为该支付条款无效无疑是正确的。

三、“在特定情形下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情形的法律适用规则

如前述，一般地，公司不应当成为本公司股东。但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并非公司绝对不能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本条规定旨在给予股东退股撤资的一种救济手段，目的在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以避免公司僵局，但依本条规定回购本公司的股份必然会导致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当然，公司在此种情形下依法对本公司股份的持有状态，法律并不允许其长期存在，在依法回购本公司的股份后，公司还必须依法处理该等股份。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5年12月27日颁布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总局令第22号）第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收购其股东的股权的，应当依法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的实收资本的变更登记。”然而，公司持有自身股份的期限届止、是否仅限于减资处理方式、是否可参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后六个月内予以转让的处理方式、具体实施转让时是否需要股东会决议、应该遵循怎样的程序规则、其他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等等，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
笔者以为，对于公司基于上述法定情形下回购股份之处理，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为主、兼具资合的特点，法律对此不必强加干预而仅以减资注销方式予以严格规制，应尊重公司股东的意思自治：该等股份宜按新增股本认购规则先由其他股东优先认购为宜，其他股东不予认购的或认购后尚有剩余的，交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如果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外转让，则由公司董事会在规定时限内负责该等决议的具体实施；反之，则应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予以减资注销。故，在上述依法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特定情形下的“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之行为，审判法院就不宜直接认定其无效，而应依实际情况予以分别认定。对于未经股东优先认购且未经股东会决议予以对外转让之前置程序的，应认定该等转让无效。原因就在于依法回购的股份在允许转让的情形下，相当于公司新增资本的认购，而新增资本优先认购权是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允许豁免或例外情形的存在，就必然会导致股东基本权利的剥夺与丧失，从而动摇我国公司法体系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前置程序与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股东对外股份转让预先告知或征得其他股东同意的前置程序有所区别，对其违反，从法律后果上讲，前者会导致转让行为被直接认定为无效，而后者则一般会认定为有效。对于后者而言，因为转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人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具有独立性，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否不影响该转让协议是否生效，而只能影响该协议能否履行；即便协议履行完毕后，优先权人还享有股东撤销权；当然，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并不能无限期行使，当协议已履行完毕且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后经过一定期间（一般为一年）后，股东优先购买权将会消灭。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