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合政〔2007〕4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第９１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将《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００七年五月八日




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居民基本医疗需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转发实施十二项民生工程配套文件的通知》（皖政办［２００７］１０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坚持属地管理、大病统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和统筹安排的原则，以个人和家庭缴费为主，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为辅，实行医疗费用分担机制。

　　第三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在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以及市辖区农村居民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校大学生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另行制定。

　　第四条　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管理和监督工作，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记录、待遇核定和基金管理等工作。
　　各区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辖区内居民参保登记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在校学生的参保登记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和财政承担资金的筹集工作。
　　地方税务部门负责城镇居民个人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卫生部门负责制定并落实城镇居民就医优惠政策。
　　民政部门负责一类低保人员的身份确认工作。
　　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重症残疾人员的身份确认工作。
　　公安、物价、审计、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协同做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五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
　　（一）参保人员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二）各级财政补助的资金；
　　（三）社会捐助的资金；
　　（四）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五）基金利息收入。

　　第六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在校学生（含非本市户籍）及１８周岁以下非从业居民每人每年１１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３０元，省财政补助３０元、市财政补助４０元、区财政补助１０元。
　　（二）符合参保条件的城镇其他居民每人每年２０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１２０元，省财政补助３０元、市财政补助４０元、区财政补助１０元。
　　（三）市辖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２０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１２０元，市财政补助５５元、区财政补助２５元。
　　（四）享受一类低保和重症残疾人员每人每年２００元。其中，个人缴费３０元，省财政补助３０元，市财政补助８５元，区财政补助５５元。

　　第七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可做相应调整。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标准需要调整时，由市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市政府批准。

　　第三章　参保缴费

　　第八条　符合条件的城镇居民以其户籍所在社居委或村委会为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和社会保障卡手续。其中，在校学生以学校为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和社会保障卡手续。
　　城镇居民参保时，须提供《户口本》和１吋彩色照片１张。其中，一类低保人员需提供《合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重症残疾人员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城镇居民参保登记时间为每年１月１日至５月２０日，逾期不予登记。

　　第九条　城镇居民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年度（当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一次性足额缴纳，由参保单位代收并开具财政部门监制的专用收款票据。参保单位在参保登记的次月１０日前，到所在地地方税务分局缴纳。
　　城镇居民参保缴费后，在当年６月３０日前发生异地转移、死亡等情形时，其个人所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可办理退费；在当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发生的，不予退费。

　　第十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在每年７月３１日前将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划拨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第四章　保障待遇

　　第十一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建立个人帐户，主要支付符合规定的住院和门诊特大病医疗费用。城镇居民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可于当年的７月１日至次年的６月３０日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按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具体规定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制定。今后国家和省制定新规定，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由个人和基金按照下列规定共同承担：
　　（一）参保人员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６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６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４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６０％。
　　（二）参保人员在二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４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４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５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５０％。
　　（三）参保人员在一级医疗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２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２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６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４０％。
　　（四）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或突发疾病在异地住院治疗的，其医疗费用在６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６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３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７０％。

　　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患有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的，在１个年度内其治疗费用在６００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６００元以上部分按５０％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５０％。基金年最高支付限额３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

　　第十五条　学生及１８周岁以下非从业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１０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城镇其他居民和市辖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５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

　　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因违法犯罪、斗殴、酗酒、自残、自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赴港、澳、台及国外期间等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得从基金中支付。

　　第五章　就医管理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因病需要住院治疗，可选择本市任何一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参保人员不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治疗费用不得从基金中支付。

　　第十八条　参保人员因病需要转市外医疗机构治疗的，须经市三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提出，并报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批准。未经批准的，费用自理。

　　第十九条　参保人员在异地突发疾病，确需住院医疗的，应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且须在入院后３个工作日内与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联系，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不按规定办理手续的，费用自理。

　　第二十条　门诊特大病实行定点治疗，参保人员１个年度内只能选择一家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治疗。

　　第六章　费用结算

　　第二十一条　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大病治疗个人应承担的费用，由参保人员与定点医疗机构据实结算。
　　参保人员在异地住院治疗的，由个人全额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出院后１个月内，凭异地住院医院的住院费用结算清单、住院发票单据等，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结算手续。

　　第二十二条　定点医疗机构与参保人员结算医疗费后，属于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按规定拨付。

　　第七章　基金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单独核算，封闭运行，专项用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经费由财政预算安排，不得从基金中提取。

　　第二十四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记息。

　　第二十五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实行基金超支预警报告制度。

　　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基金收支管理，并接受市审计、财政、劳动保障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章　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符合城镇职工定点医疗机构条件，愿意承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服务的医疗机构，可向市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经市劳动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与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定医疗服务协议。城镇居民定点医疗机构名单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认真核对参保人员信息，做到人证统一，严格掌握疾病入院指征和住院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符合入院指征的参保人员住院治疗。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规范记载参保人员住院期间的各项费用，及时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传递相关数据，并向参保人员提供住院费用“日清单”，建立医疗费用计算机自助查询系统。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参保人员因病确需使用自费的药品、诊疗项目及医用材料时，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并签订《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病人自费项目知情同意书》。参保人员出院时，其住院期间医疗费用结算清单须经参保人员或代理人核实并签字确认。
　　定点医疗机构不得采取虚假住院、冒名住院、挂床住院、诱导住院、降低入院标准、虚开药物和诊疗项目、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以内的药品换成以外药品或其他物品、滥用药物等方式套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情形之一的，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其中违反第四款规定情形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还应拒付或追回所发生的相应费用，同时暂缓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拨付；情节严重的，终止医疗服务协议，对定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由主管部门给予相应行政处分直至降级、撤职。

　　第三十条　参保人员采取隐瞒、欺诈等手段骗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追回所发生的相应费用，并暂停当年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资格，暂停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本人承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以及工作失职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损失的，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追回损失，并由劳动保障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第三十三条　肥西、肥东、长丰３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亿万人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牛肉膏、三聚氰胺奶粉……，恶之花遍地泛滥，每一次问题食品的曝光似乎都在考验着公众忍受的极限。“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因此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甚至《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死刑，此外还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已被写进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明明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何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当前问题食品的大规模泛滥，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日趋分化，道德与自我约束机制失灵，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尚未建立的必然产物。表面上看，食品安全直接涉及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深层次探究则直指制度和人心，并非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或执法部门的专项检查所能解决，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是一个典型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食品安全的时代背景

　　1.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们所处住的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自己可以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食品，或者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足以保证食品的安全。事实上，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蔬菜和大米的农药、重金属是否超标？不知道火腿、罐头是否有毒？因为这些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因此，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严重者甚至会陷入“互相投毒”的囚徒困境。[1]

　　2.全球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的困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数亿的小农被迫卷入市场的洪流。由于自身力量的微薄，大企业压迫小生产者，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是普遍的现象，出现质量问题则把处罚风险推向农户和中小供应商。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虽然近年来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补贴，但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投毒”。[2]

　　3.消费方式超前于经济水平带来的伪劣商品泛滥。当前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市化、大众传媒、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递着“文明的”、“时尚的”消费方式，刺激着公众的消费欲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悬殊，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被“拖拽”进入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消费（例如，红酒、牛奶等食品），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遂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区域。

　　（二）客观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监管所能解决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已非一城一池的失守，而是普遍的溃败，有毒食品大规模的泛滥已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监管不力，因为面临如此的规模，仅凭通过监管来阻却已回天乏力。据学者研究，产生问题食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3] 1、技术的缺乏和无知引起的食品不安全。如某种添加剂或某种物质，在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些原本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或物质是有高度风险的。例如，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最早都曾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一些专家对其益处的鼓吹得到了政府认可从而获准推广应用之后，其害处才被受害的公众以及另一些专家揭露出来。2、土壤、水资源污染等人类的行为，通过食物链传递间接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带来的困境。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缺陷亦明显，由于承包期短，一些地方还经常调整，“无恒产，则无恒心”以及分散式经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第二，由于以GDP为导向的畸形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引资，一些污染工业在“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下纷纷进军农村，一些农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粮食被污染是必然的结果。3、故意人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食品安全并非简单地监管问题，食品监管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第3种情形，即故意的、人为制造的风险，而对前两类技术风险以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仅靠食品监管部门所能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

　　（三）主观上问题食品泛滥的根源在于权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出了问题即怪政府没有管好。孰不知公权力往往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扩权，社会空间、市民自治领域必然缩小，管制需要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必然带来权力寻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监管越严格，食品卫生问题反而可能会越严重。

　　1.权力的缺位。首先，谈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无法回避“特供”这一长期以来一直隐性存在的制度。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很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层的“痛感”和关注才能解决，但“特供”使高层权力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深切的“痛感”。近年媒体报道，一些政府部门雇人种蔬菜专供机关食堂，这释放出这些政府部门放弃了食品安全严格监管职责的信号。其次，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执法环节，虽然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执法机构，但由于这些部门的机制、职能并未理顺，其结果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指出的那样，“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2.权力的越位。（1）权力垄断经济。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已被行政垄断起来，由于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在食品等开放的领域内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高油价及高额路桥费带来高额的物流成本，以及市场的摊位费、超市的进驻费等等，使食品企业经营艰难。为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色香味要求，商家不惜添加有毒的添加剂。众多的大小食品企业造假、劣质事件影射出我们经营环境已经超越了底层的生存压力，不造假、不黑心就经营不下去的地步了。（2）税费过重。税费过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套在经营者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事实上，中国目前可以收取的各种税费如果合法足额交付的话，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在市场上必然因不堪重负没有竞争力而倒闭，因此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又使有关部门掌握了“选择性执法”的“合法伤害权”。近年来由于“金税工程”等税收电子化工程的普遍应用，偷逃税困难了，原税制的高税负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则为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期间，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政府财政收入吃紧，税务部门遂开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有竭泽而渔之嫌。（3）“罚款经济”驱使有关部门“养鱼执法”。长期以来，一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财政不全额拨款，要靠“创收”来自行解决，很多监督部门背后，都有一条潜在的执法利益链，这种公权力直接牟利的体制性寻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罚款经济”。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些行政机关已从“钓鱼执法”过渡到“养鱼执法”，主动担当犯罪企业的“保护伞”，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收取“保护费”。 [4]

　　二、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1.治理模式的缺陷。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上，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严刑峻法式立法、运动式执法的模式，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主导的专政思维。这种模式看似严厉、声势浩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1）《刑法修正案八》在量刑上对食品造假作了严厉的规定，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法者意图通过严刑峻法刑法威吓的功能，以期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作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制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通常适用以下公式，即制裁震慑的力度乘以制裁实际发生的概率，如果被查处的概率较低，那就仍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2）长期以来，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5]往往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式执法”后，不良企业躲过风头，很快死灰复燃。

　　2.价值理念的偏颇。长期以来，一直将效率、稳定的价值置于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之上。我国一直是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的，传统的观念是，解决十三亿人口温饱是个大问题，至于如何吃好、吃的安全是其次。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1）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是将该类犯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处理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2）立法将“政治影响”、“外部形象”、经济效率等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导致事实上内外有别的食品标准。[6]（3）对违法企业惩罚过轻，《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也仅仅是区区的十倍，不足以惩戒违法企业。在这样的制裁措施面前，一些人作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即造假或在食品中掺入违法添加物。

　　此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管GDP和维稳，荒废了社会治理。正如笑蜀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7]由于GDP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纷纷开展GDP锦标赛，将“赢利”放到了首位，一切让位于GDP，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治理的职能，对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的“利税大户”，极尽保护之能事。[8]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当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曝光，当地政府往往却以“维稳”为借口，封锁消息，甚至干预司法审判。由于企业与官员的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例如2008年那次所有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政府官员和失职的监管人员，行政处分、降级处理者众，但获刑者少，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头过后一些被处分的官员又被任用而异地为官，因此法律对违法企业、对监管失察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制度安排的失当。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变，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

　　4、社会被管制的困境。食品安全是具体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与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体制，惟如此才能使造假者一经发现即得到及时的曝光受到法律的严惩。事实上，20世纪作为消费者运动的世纪，在西方19、20世纪初亦曾经历过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西方通过消费者运动揭露问题，并逐步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我国消费者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甚至作为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协会亦为官方所包办，因此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无法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兴起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事事依赖政府，但政府不是万能的，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严刑峻法或是对政府监管抑或对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与法治环境下，寄希望生产商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更是根本靠不住的。

　　首先，科学的政府定位。政府是公民契约的产物，其存在仅具有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性价值。解决食品安全，首要前提是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特供”。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作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放弃“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顾一切保增长”的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民众的幸福很简单：生活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增长。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回到理性的生存概念，使社会在良性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与国内食品安全堤坝全面溃败、诸多大超市出售的食品、大品牌甚至“国家免检产品”都已沦陷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国内生产，我国出口的食品却鲜见安全问题。[9]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在于忽略了社会治理。因此，一方面，应当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科学行政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地位应当中立，必须从赢利性行业退出，将赢利事业交给社会来做，政府的职责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

　　其次，建设公民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密切整合，如果仅靠执法者自身，便意味着执法系统会不断地扩大，执法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监督主要是政府动员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这种“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动员型”模式的运作成本巨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必须建设公民社会，给社会松绑，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的神圣的公民权利，保障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使国民可以和平、理性地反映政治和经济诉求。

　　第三，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中国商人之所以敢这么黑心，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共事务普遍漠不关心，直接原因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责任与权利是一体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在无权利的社会一直承担自己的责任。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公民责任感是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执法与司法、公平正义为社会主流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诉权等合法权利，保障私权，建立强大的私权体系，尤其是强大的消费者主权，保护与支持消费者合法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基础上，建立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我监管的连带责任机制。

　　最后，具体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对策。（1）反思土地“公有制神话”。目前土地公有制度，产权的不明确，“公有私营制”的模式，容易导致以邻为壑“互相投毒”的“公地悲剧”。适时调整土地所有权制度，至少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是十分必要的。（2）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同时严格对农产品的检验。（3）目前环保领域普遍存在“两高一低”，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企业从“经济人”自利性出发，缺乏自觉守法的动力，必须修改环保法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4）《食品安全法》尽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但数额仅有十倍的赔偿，应当修改立法，引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5）鼓励公众举报食品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