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暂行办法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2年3月2日辽宁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做好省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由省长提名，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再由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备案。
在省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决定代理的人选。由省人民政府在副省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其职务，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也可决定，由不是副省长的同志代理省长职务，再由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备案，在召开下次省人民代表大会时补选。
二、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主任的任免。由省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再由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
三、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任免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四、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决定代理的人选。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副院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其职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省人大常委会也可任命不是副院长的同志代理院长职务，在召开下次省人民代表大会时补选。
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决定代理的人选。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副院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其职务，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省人大常委会也可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命不是副院长的同志代理院长职务，在召开下次省人
民代表大会时补选。
五、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省人大常委会认为需要，可以撤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其中，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撤换，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批准撤换省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批准撤换地区所属县、市人民法院院长。由地区所属县、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报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转报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六、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和地区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任免，再由省人民检察院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任免省院设置的工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七、批准任免省辖市、市（专）辖县（市）、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长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经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后，均由人民检察院逐级上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八、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在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任命代理人选。由省人民检察院在副检察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其职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省人大常委会也可任命不是副检察长的同志代理检察长职务，在召开下次省人民代表大会时补选。省人大常
委会任命的省代理检察长，由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地区分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任命代理人选。由地区分院在副检察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其职务，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省人大常委会也可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命不是副检察长的同志代理检察长职务，在召开下次省人民代表大会时补
选。
在省辖市、市（专）辖县、市、区人民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由本级人民检察院在副检察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其职务，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本级人大常委会也可决定不是副检察长的同志代理检察长职务，再由人民检察院逐级上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备案。
九、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批准撤换省人民检察院分院、省辖市及市（专）辖县、市、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任免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厅、室主任、副主任。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十一、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即发给任命书。其中，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的，在完成批准手续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发给任命书或批准任命的通知。
十二、属于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应在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由省人大常委会以正式文件通知报请任免的机关，再对外公布。其中，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批准任免的工作人员职务，必须在批准任免后公布。



1982年3月2日
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马艳华


　　在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许多领域的违法行为并没有彻底消失，在个别地方甚至呈蔓延趋势。违法行为人重复违法、持续违法，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了局部经济利益放任管理，甚至袒护违法行为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些现象说明，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法律的执行问题仍然不容乐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法规，法律法规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法律还不很完备，尤其是执法效果差强人意，很多法律仍然停留在书本上，尚未转化为“活”的法律，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准则。尤其在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令人担忧。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极度贫困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这些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首先要发展地方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和消除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产生的根源。
　　其次，它也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不一致造成的，是法律实施不统一、执法不力的表现。因此，要解决市场秩序的问题，关键要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和督促，完善地方行政首长的责任制，统一实施法律、严格执法，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政令畅通。
　　再次，它反映了我国行政和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由于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在维护经济秩序方面职权不清、责任不明，特别是对于执法机关的越权和不作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极易导致“有利的大家争着管，不利的大家推一边”的结果。而对于普遍存在的各种违法行为，由于司法机关本身存在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以也很难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制裁作用。
　　二、关于严格执法建议的具体理由
　　（一） 关于换罚制度
　　由于行政处罚是针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制裁，本身力度有限。行政处罚作出后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就应当考虑将其转换为更严厉的处罚，而最严厉的行政处罚莫过于行政拘留。按照现行的法律，享有拘留处罚权的机关只有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这就大大限制了其他执法机关行政处罚的力度。所以，我们建议，对于违法行为人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后仍不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的，应当施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最多不超过15日。如果换罚之后仍不改正的，可以考虑以“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 关于轻罪制度
　　现行立法采用定量的方式将违法行为区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但有时定量不准，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不很紧密，对有些违法行为只能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其结果则是放任了违法行为，很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滥用自由裁量权，也难以纠正和制止很多性质上明明属于犯罪，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量而只能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我们传统上排斥“轻刑化”观点，没有短期刑制度，削弱了处罚的力度，也影响了执法的权威。为此，我们建议设立轻罪制度，以便和较重的行政处罚和较轻的刑罚相衔接。比如，对于生产伪劣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按照现行刑法，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这种规定过轻。可以考虑将其归为轻罪加以处罚。
　　（三） 关于对政府不作为的监督机制
　　长久以来，政府不作为是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执法机关的责任是执法，如果执法机关放弃职责，对各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就很难形成一套有效的执法机制。为此，应当完善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启动对于不作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形式，支持公民、法人或者后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不作为行为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要求政府部门切实履行由于违法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而实质上是利用社会和司法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
　　（四） 关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
　　行政机关能否积极、主动、严格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重视。而领导能否重视，则要看执法效果与其职务升迁或者工作成绩的联系是否紧密。所以，必须将执法的效率和效果与领导的行政责任联系起来。应当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运用财政、人事和政府合同等多种手段鼓励地方执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对于执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不仅要追究行政首长的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可以考虑采用中央接管等方式加以监督。对于那些由于违法审批和行政决定造成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重大损失的，追究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形成一套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积极、主动、高效地执行法律法规。
　　（五） 关于司法改革与严格行政执法
　　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是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重要保障，也是最后保障。由于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本身存在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以很难发挥对社会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制裁作用和对受害者的救济作用，也缺乏对于行政执法应有的监督和保障能力。无论是让违法者承担应有的刑事、民事责任，还是让受害者获得真正的赔偿，抑或是对执法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和保障，都需要一个独立、公正、最终的司法裁判机构。如果司法机关屈从于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不能公正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力，那么，让违法者对违法行为付出沉重代价，让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是很难实现的，更谈不上对行政执法者的监督和保障了。
　　“严格执法”是我国实现法治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法律尊严的根本保障。是我们每个法律人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警示行为的一把利剑。


西吉县人民法院 马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