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负担监督办法

（2007年5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7年5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43号公布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强对企业负担的监督，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负担，是指行政机关（包括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机构、组织）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要求企业提供或者变相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要求企业履行的其他非法定义务。


　　第三条　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采取自查自纠与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和完善企业负担监督管理制度，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做好企业负担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会同监察、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对企业负担监督进行工作指导、组织协调，建立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制度，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对企业负担行为进行自查自纠，并将自查自纠情况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企业负担进行举报、投诉。
　　被举报、投诉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如实说明情况，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调查工作，不得打击报复举报、投诉人。
　　支持新闻媒体对企业负担进行舆论监督。


　　第六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企业负担的内容。企业认为规范性文件设定企业负担的，可以采取书面方式，向制定机关或者备案审查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请求予以纠正。


　　第七条　实施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的机关，应当对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核准收费项目、标准的机关。
　　核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的机关，应当定期对核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进行评估，及时清理；对不需要继续实施的，或者核准实施时的依据已经废止的，应当及时予以撤销；核准实施时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予以修改。评价、清理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涉及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性集资的核准机关或者实施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收费机关应当出示《收费许可证》，并出具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企业对收费项目、标准或者依据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实施收费的机关予以说明；收费机关拒绝说明或者不能提供合法依据的，企业有权拒绝缴纳，并可以向经济贸易、财政、价格等部门查询，有关部门应当为其查询提供便利。


　　第九条　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非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企业指定鉴定、评估、检测、检验、检疫、培训等机构，或者违法增设许可条件的，企业有权拒绝，并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
　　行政机关不得多部门、多层次重复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外，不得向企业收取费用。不得利用检测、检验、检疫之便，实施重复收费。


　　第十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考核、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应当以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
　　对企业进行检查、考核、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应当统筹安排，不得多部门、多层次重复进行。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当告知实施检查的依据和检查内容，并出示执法证件。
　　实施检查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企业应当对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予以支持配合，不得无理拒绝。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不得将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有偿服务，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指定的有偿服务。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组织办理有关行政管理事项的，所需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企业有权自主选择社会中介组织为其提供服务的事项，行政机关不得干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人员进行强制性培训的，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没有规定收取培训费用的，培训机关不得要求企业或者参加培训的人员交纳培训费用。
　　对企业人员进行非强制性培训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需要收取培训费用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收费许可后，根据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
　　对企业人员进行的各类培训，必须统筹安排，不得多部门、多层次重复进行；不得利用培训发证、验证等工作之便，实施重复培训、重复发证、重复收费。


　　第十四条　禁止利用行政职权实施下列行为：
　　（一）要求企业无偿或者低价提供人力、物力、财力；
　　（二）要求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强制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或者设备、设施；
　　（四）强制企业接受有偿信息、咨询、商业保险等服务；
　　（五）要求企业报销或者分摊各种费用；
　　（六）要求企业提供赞助、资助或者捐献财物；
　　（七）要求企业提供借款或者垫付有关资金；
　　（八）将公益性义务活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或者将行政机关的公益性活动转嫁为企业活动；
　　（九）强制企业在指定的媒体刊登广告、提供有偿新闻和订购报刊、杂志、书籍、资料、音像制品，出资编写名录、年鉴、大全、画册等图书资料；
　　（十）强制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
　　（十一）强制企业参加展览会、新闻发布会、研讨会，或者强制企业参加各种考察；
　　（十二）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对前款规定的行为，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监察、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和信箱（网址）。


　　第十六条　收到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当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做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举报、投诉，应当自收到举报、投诉之日起3日内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并告知举报、投诉人。
　　对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解决的投诉，应当告知投诉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受理举报、投诉的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并送达举报、投诉人。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0日。
　　重大举报、投诉案件的处理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八条　举报、投诉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自收到处理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查；复查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复查决定，并书面告知举报、投诉人。


　　第十九条　上级行政机关发现下级行政机关对举报、投诉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可以直接处理或者责令下级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第十六条关于投诉处理期间“3日”、“5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法律、法规、规章对处理权限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根据情节、性质和危害后果，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一）责令书面检查，向企业赔礼道歉；
　　（二）戒勉谈话；
　　（三）通报批评；
　　（四）将责任人调离执法工作岗位；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二条　经济贸易、监察、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利用监督职责之便牟取私利的；
　　（二）包庇或者纵容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
　　（三）对举报、投诉事项拖延、推诿或者不依法处理的；
　　（四）泄露举报、投诉人的有关信息，导致举报、投诉人遭受打击报复的；
　　（五）违反监督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对个体工商户负担的监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