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正义的操守
——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分析

吉林大学
经济信息学员2002级
法学三班
刘英博（本科毕业论文）
指导教师：钱大军


引 言
公益与私利，程序与实体，经济与道德，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的身上交织冲突，使律师职业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论和评价。作为现代法制发展的需要，作为当事人权利实现的有力保障，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和私权利不受侵犯等多重任务的律师，在全心全意维护委托人利益时却在大众看来具有服务于金钱物欲的直接等同性，所以律师的道德状况在大众看来是极为堪忧的。司法实践中，部分律师无视职业道德的约束，违规操作、违法办案，更加剧了大众对律师的反感，这就是大众认为的律师职业的“非道德”的主要原因。然而，本文要讨论的范畴不是大众从这些表面现象分析出的“非道德”，而是由于律师业本身的技术特点和其职业道德的特殊性而产生的“非道德性”——并不是指违背伦理道德,而是与道德存在隔阂或不完全相溶；它的成份也并不是指法律职业的本质性要素,而是附属性、表象性的成份，是不能代表法律职业整体道德的结论。笔者认为，正是这种“非道德性”才体现出律师职业存在的根本价值，同时也是现代法制对律师的根本要求。

一、“非道德性”含义的界定

汉语中的非道德的含义比较笼统，生活中使用的含义多指不道德，和大众坚持的道德是不相符合的、违背的。英语当中，非道德含义因构词不同而含义有别，有两种含义值得注意：一个就是“反道德”（immoral），是指道德上错误的、不以为然的、应受谴责的，而某人负有的道义上的责任， 即指大众所谓“恶”的行为和思想，这是和汉语的意思是一致的；另一种就是“非道德性”(unmoral)，它的具体含义是指与道德无关的，不涉及道德的。虽然它们都可以用汉语中的“非道德”来表述，其含义却是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律师职业道德并不是大众道德在律师职业领域的具体化；相反，它是指导律师执业的规则性准则，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以大众道德为基础产生的。因此，“非道德性”作为律师职业道德的表象性、附属性的成分，其涵义并不是指违背大众遵守的伦理道德，确切的讲是建立在第二种含义解释的基础上——与道德存在隔阂或不完全相溶，甚至在很多方面不涉及道德或与道德是完全无关的。

二、探究律师职业“非道德性”的成因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体现出其“非道德性”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 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按照富勒的分析，道德可以划分为理想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存在的道德状态；而后者其实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前种道德而产生的道德性义务。把道德规范的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做出价值、原则、规则和感受及态度四种层次的划分。义务道德主要体现为规则和原则，而因何产生这种义务、这种义务的正义性体现主要由价值和感觉及态度这两个因素左右。不难看出，律师职业道德在道德分类中是一种义务道德，即如果有人达到这样的标准不会受到赞扬，但如果违背了则要受到斥责或惩罚。所以，律师职业道德不是大众遵守的道德。在我国法制土壤和法律研究都不丰富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众道德和律师职业道德的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其实并不正确，准确的表述可以借助于数学的定义：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只是两个有相交部分的不同集合。
由于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联系之处在于律师职业道德的部分内容和大众道德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体现的根本目的在于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大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民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成为一般大众的楷模，其原因在于：（1）律师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大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看，律师职业道德仅是通常所说的大众道德一部分，并不存在特殊性。
律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和大众道德的区别之处，这是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以无罪的基础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以保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为优先等等，这些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主要偏重于对己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却是次要的。此外，大众产生误解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完成法制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大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统治地位。现代律师的作用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
（二）律师职业技术使其职业道德体现出“非道德性”
1、律师职业拥有理性的法律思维方式
法律运行的特点是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性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正是这种理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作为法律职业团体的一员，律师并不拥有该团体的所有思维方式，由于制度设计的目的、律师在程序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律师拥有如下的思维方式：（1）依靠法律程序为思考设定框架。程序对于律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律师介入案件，对案件思考，参与案件的审理，为当事人的利益奋斗，这所有的诉讼活动都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违反了程序的规定，律师的行动就是违法的、无效的。法律程序一开始就通过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或辩护关系的确定等程序为律师选定了阵营，他的思考方向、利益选择就随之确定，还要亲自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为当事人利益奋斗。因此，法律程序就首先作为一个框架确定了律师是一方利益的代言者这一确定的思维方向，成为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指南。（2）思维保守，不轻易应承案件的成败。律师的职责就是替当事人说话，而不是越俎代庖替法官作出判决。有些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想预知案件的结果，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要求其对案件的结果作出预测。律师没有审判权，案件的审理也不是依照个人的意愿进行，审理的过程充满了未知的变数，虽然律师会做出分析，但决不会随意应承胜败。这样才是真正的对得起当事人的委托而不是盲目的吹嘘。至于有些律师在接案时就说“我一定能打赢”这样的话，其实是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能力，追求的是其个人的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这是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的违规行为。（3）注意逻辑推理和证据的堆砌，慎重对待感情因素。“情”、“法”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除感情因素，但却与其有着严格的界限。律师的任务就是充分运用法律思维、运用证据、分析法理，构成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作出理性的判断，让案件的结论经得住推敲，让人信服。虽然法律人也有感情，但是会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谨慎的斟酌涉及感情的问题。（4）追求法律证明的“真”。现实生活中的“真”是绝对的真，是客观事物反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情况。法律的“真”指通过法律思维将事实在证据的基础上，在法律的框架内还原。当然，有时这种还原可能还给事实一个本来面目，但律师最终所追求的还是符合法律要求的，通过有效证据支持的“重构的事实”。
2、律师职业道德和法律保持高度一致
虽然在高教社出版的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中只有刑法学提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在我国司法界的各个运行环节这都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律师执业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法律，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标准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想要真正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就要对法律、道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加以甄别。首先，两者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道德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为了使法律更加易于遵守和操作，法律规范的构成较之道德规范更加明确、精确和严密。其次，违反规范的后果不同。违反了道德无需任何特定组织和特定程序的认定，人们就可以把违反道德的人和道德制裁直接相连，这说明用道德调节的方法是灵活的、普通的；法律相对与道德有明确的程序性和确定性，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一定要通过严格程序和法庭审理，用一句经典的法谚来表达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再次，调整人们的行为的方式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道德的特点是通过单一的义务要求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法律却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义务双向为纽带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调整的对象和调整体系不同。法律较之道德以更加严谨的的法律结构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对其内心的动机却不慎注重；道德偏重要求人们内心良善以达到行为合法。以上四点构成法律和道德间的不协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法。律师执业绝不可能和法律相抵触，尽管合乎道德的东西可能是合法的，但合乎律师职业道德的决不会是违法的。
真正区别法律和道德是不可能的，两者的阶级基础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的方向是共同的。法律贯穿道德的精神，道德对法律产生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评价；道德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促进道德的完善。即便如此，律师在工作中坚持的永远是法条主义而非大众道德。如果把拥有良好的大众道德说成是拥有社会正义感的话，那么无疑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正义感，也就是说这种抑制让大众对律师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产生了较深刻的误解。
（三）正当程序伦理使律师职业体现出“非道德性”
律师职业道德来源于律师职业的专门逻辑，包括两部分：一是前文论述的律师职业的“技术理性”，即律师特有的知识体系和技能思维方法；另一部分就是律师职业道德中的程序性伦理，这不但使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相区别，而且也是和其他法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区分所在。律师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是表现律师职业道德的个性方面的那些内容，因为它们主要表现在法律程序中，律师职业道德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法律程序有关，所以我们称之为“律师在法律程序内的伦理”，亦可简称“程序伦理”。程序伦理 是律师职业道德特殊性的主要构成部分。
1、正当程序是现代法律的精髓
1354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规定：“不依
正当法律程序，不对任何人（无论其财产和社会地位如何）加以驱逐出国境或住宅，不得逮捕、监禁、流放或者处以死刑。”①这被认为是现代所说的“正当程序”条款的出现。“正当法律程序”这个完整的法律术语最早见于1692年马萨诸塞州的一部制定法。麦迪逊在起草《权利法案》初稿时就用了“正当法律程序”一词。此后的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以正当程序原则来直接规制州政府、州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司法行为。自此，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就成为了英美法律中关于程序的最高原则。可以说，作为一条法律原则，它奠定了英美法的程序法律基础。
社会生活的变化往往引起法律的变动，但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确立的几个世纪以来，正当程序原则相对于其它法律原则的变化却几乎是静止的。这是因为它既有工具性价值，又有目的性价值。美国人威廉•道格拉斯认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正当程序可以促进自由以及赋予公民自愿选择的自由；它有利于社会的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文明的解决冲突；它还可以保证法律运行的参与性、合法性。可以说正当程序原则不仅对法律，而且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完善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2、 正当程序对律师的重要作用
律师介入案件的途径只有一种：通过程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或接受法庭的指派）。因此法律程序对律师来说意义重大：首先，律师的代理人资格是通过当事人经法律程序授予的，开展工作的前提是委托人委托的存在。第二，代理和辩护关系也是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律师的权利基本上都是程序性的：代理当事人出庭、代理其答辩、代理其调查取证等；而真正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变动的实体性权利，除了有特别授权外律师都无法行使。第三，律师进行诉讼活动要遵守国家的程序法律。从律师接受案件开始，到出席庭审、行使权利，最后到案件的结束，这整个的过程律师都在程序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最后，程序设计的目的要求律师要严格在程序框架内发挥作用。现代法律理念认为追求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等同于实体正义。有些制度的设计使得律师比当事人更容易把握案件的进程，比如对抗制的诉讼制度和在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这些都是非律师不能行使的。因此，正当程序的出现给了律师更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对于律师来说，尊重程序，严格依照程序的“程序伦理”就必然构成律师职业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
“程序伦理”使律师的法律思维方式表现得更具程序性特点，体现为：（1）程序分化导致角色的特定。一场诉讼从开始就要为每个参加人确定位置，律师的位置由于遵从程序的选择而确定下来，同时也为律师确定了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被害人的悲惨遭遇而心痛，或因被代理人的发指行为而愤怒继而倒戈；更不会以中立的姿态如法官般超然于案件之外。相反，他会坚定地站在被代理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为其争取合法权利。（2）有意识的思维阻隔。在现代法制中，程序在案件的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在介入案件的时候，往往如外科医生手术一样，依程序对案件进行剖析，使人感觉理性的冷酷扑面而来。这冷酷的目的为的就是要淡化论证过程中得出的先入为主的结论，利用程序性思考强迫自己将真理观和正义观束之高阁。（3）鲜明的形式理性。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是摆事实、讲道理，更确切地讲是摆证据、讲法理。一名成熟的职业律师往往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诉讼过程中排除意气用事，通过形式化、专业化的法言法语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凝结到程序进行的辩论、推理、证明和决定之中。
程序伦理可谓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立足点。律师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就在于律师能够在法律程序的运行中通过对法定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选择适用、当事人权益的主观表达对法官、检察官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 目的在于使法官的判决最有利于己方，使当事人的合法诉请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因此，律师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注重程序性的、形式性的东西，过分注重“细枝末节”。
3、 律师坚持特殊的程序伦理以追求程序正义
相对于程序正义的普遍可适用性，实体正义不能用一个皆可适用的标准来确立，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会对同一种实体正义作出或许完全迥异的解读：法官追求一种“违者必究”、“不枉不纵”、“罪罚相适应”的公平正义；检察官追求力使作奸犯科者在法庭上无以遁形，使之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律师在追求实体正义的过程中却很难有划一的标尺。因为他们的角色只是一种知识服务者，他们的利益立场因自己雇主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如果当事人确实应受到正义支持，那律师当然是正义的代言人；相反，如果当事人恰恰应受到正义谴责的时候，律师是否还该站在正义的一方坚持实体正义？基于前文论述可得出否定的结论。那么，律师是否就因此具有了对正义置之度外的正当理由呢？显然，所有人都没有这种特权，否则他将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律师对于正义的维护主要是在程序伦理的指导下，严格遵循自己的职业程序规则，在这个大前提下满足对实体正义的追求而不是苛求。因此，律师职业就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法律人的“非道德性”：首先，典型的例子是律师可以为有罪的被告人作辩护，借用著名法理学家朗．L．富勒的话可以清楚的表述这个问题：
在一件刑事案件中，律师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完全妥当的。非但如此，而且律师还可以收取费用，他可以出庭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并接受酬劳而不感到良心的谴责，假如被告所请的每一位律师都因为他看上去有罪而拒绝接受办理该案件，那么被告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因而得不到法律所赋给他的受到正式审判的权利。……假如他因为认为一个诉讼委托人有罪而拒绝替他辩护，那么他便错误地侵占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职权。
其次，律师还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以保障其诉权，这是基于职业道德和双方契约的双重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律师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保守当事人的秘密，绝不会主动向对方或法庭提供对自己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另一种则会在发现自己的当事人确实应受惩罚之时倒戈相向。后者一定会得到大众的欢呼，但前者却是现代对抗制度下当事人真正需要的。最后，出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程序的要求，律师往往要独立办案，不得和法官、检察官等非正常接触，犹如“独行侠”游离于生活之外；而对于需要调查取证或有关于案件审理的活动，律师却又全力参与，和与案件有关的人广泛接触。此时大众就会担心律师的活动会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力，这是基于媒体报道的律师违规行为等表面现象作出的冲动臆想。律师如果做出了违法的行为，当然也突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从职业内部的角度专业评判，这和本文的“非道德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对律师职业“非道德性”的评述

（一）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的积极作用
1、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



　　　　　　　 (1998年1月7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管理。
　　河道内的航道，适用国家和本市有关航道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　本市对河道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水利部门是本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河道管理工作，并负责管理行洪河道和城市供水河道(以下称市管河道)。
　　区、县水利部门是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市管河道以外的河道(以下称区县管河道)。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工作的领导。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六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河道管理单位、河道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河道管理，执行防洪调度命令和供水计划，维护河道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条　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市管河道委托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第九条　对维护河道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流域和水系综合治理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堤防安全，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畅通。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涉及航道的，应当征求航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涉及土地变更的，应当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资金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筹集。
　　第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等工程，修建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取水口、排污口、缆线等建筑物和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按照建设
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并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确保河道功能正常发挥、保障防洪安全的责任书后，方可施工。
　　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需要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向原审查同意的河道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办理审查手续。
　　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影响河道功能正常发挥和防洪安全的项目。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派员到现场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工程施工影响堤防安全、河道行洪、排灌功能正常发挥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停止施工。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竣工报告、质检报告、竣工图报送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工程施工现场必须按照责任书的要求进行清理。
　　建设单位因施工造成河道堤防及其设施损坏的，应当负责赔偿；未按照责任书要求清理施工现场的，应当交纳清理费用。
　　第十四条　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
　　桥梁和栈桥的梁底高程必须按照防洪和航运的要求确定。
　　跨越河道的管道、渡槽、线路的净空高度，以及穿越河道的管道和在两堤之间埋设管道的深度，必须符合防洪和航运的要求。
　　第十五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已修建的闸涵、泵站和埋设的管道、缆线等设施，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并服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管理；不符合堤防安全要求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设施管理单位限期改建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　利用堤顶或者戗台修建公路、铁路的，必须报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利用堤顶、戗台修建的公路、铁路,应当服从堤防安全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路、铁路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城市、村镇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城市、村镇建设规划的临河界限为河道管理范围的外缘线。城市、村镇建设规划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的，应当事先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本条例施行前占用河道堤防的建筑物，应当逐步迁出。
　　第十八条　河道岸线的利用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整治规划和航道整治规划。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涉及河道岸线开发利用规划，立项审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利用河道岸线的建设项目，应当事先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河道岸线的界限为：有河堤的以河堤外坡脚为准；无河堤的，以护岸为准；既无河堤又无护岸的，以天然河岸为准。
　　第十九条　河道清淤和加固堤防取土以及进行河道整治需要占用土地，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解决。
　　因整治河道和河道入海口清淤增加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优先用于河道整治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
　　第二十条　河道整治和清淤弃土，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使用和处置，主要用于河道整治与建设，免交相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在市管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必须报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市管河道以外的区县界河或者跨区县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者未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二条　河道管理设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第二十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护岸、护堤地及河道入海口。
　　护堤地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海河、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潮白新河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30米；
　　(二)州河、洵河(含引洵入潮)、还乡河(含故道和分洪道)、蓟运河、青龙湾减河(含引青入潮)、永定河、北运河、金钟河、子牙河、南运河(独流减河以上)、大清河、中亭河(左堤)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25米；
　　(三)北京排污河、马厂减河(独流减河以上)、新开河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20米；
　　(四)区县管河道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10米；
　　(五)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的行洪河道不宜设护堤地的，在河道两侧各设不小于15米宽的防汛抢险通道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河道入海口的管理范围，纵向由：挡潮闸起，无挡潮闸的河道入海口的海岸线起，向海侧延伸至拦门沙的外缘；横向由河道入海口的中心线起，向两侧各延伸1500米至4000米。
　　海河入海口的管理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河道保护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30米；
　　(二)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20米；
　　(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15米。
　　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的行洪河道，以及区县管河道不设保护范围。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必须符合河道行洪、排沥、输水、蓄水和航运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禁止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水文监测设施、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讯照明等设施。
　　未铺设路面的堤顶，除防汛抢险车辆外，禁止载重量3吨以上车辆通行；在雨雪泥泞期间，除防汛抢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应当负责修复、清淤或者承担修复、清淤费用。
　　第二十八条　禁止非河道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
　　第二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围垦河道；
　　(二)擅自拦河筑坝以及修建阻水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三)在河滩地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和树木；
　　(四)设置阻水渔具或者其他障碍物；
　　(五)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六)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
　　(七)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八)在堤防和护堤地内建房、放牧、开渠、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窖、挖筑池塘、葬坟、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以及进行集市贸易活动。
　　第三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报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在河滩地内采砂、采石、取土；
　　(二)在河滩地内钻探、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
　　(三)在河道内固定船只、修建水上设施。
　　从事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按照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
　　第三十一条　在河道保护范围内，禁止打井、钻探、爆破、挖筑池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河道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河道滩地、堤防和河岸的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的管理。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不得填堵、占用或者拆毁；确需填堵、占用、拆毁的，必须报上级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未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砍伐。
　　河道护堤护岸林木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河道护堤护岸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和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交育林基金。
　　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行洪河道护堤护岸林木的营造和管理，按照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护堤护岸林木。
　　第三十五条　在海河航行的船只必须限制航速行驶。限制航速的标志，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交通管理部门设立。
　　汛期内，在河道行驶和停靠的船只必须遵守防汛指挥机构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兴建建设项目临时占用堤防、河滩地以及利用河道、堤防、闸桥的，应当征得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并给予适当补偿。
　　第三十七条　山区河道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崩岸、泥石流等灾害的河段，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地质等部门力口强监测。
　　在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河段，禁止从事开山、采石、采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的活动。
　　第三十八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市和区、县防汛指挥机构责令设障者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并由设障者负担全部清障费用。
　　第三十九条　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责成设施管理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四十条　在河道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门或者设置临时排水泵点的，必须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向河道排水(含污废水)，必须服从防汛统一调度和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排污口门的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排污口门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排水。
　　在非汛期，因排放污废水造成河道(不含永定新河)水质污染、河道工程设施腐蚀损坏的，排污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对区县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河道管理的行为，可以直接查处。
　　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可以对本行政域内市管行洪河道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河道管理行为，进行查处。
　　第四十五条　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在制止不服从河道管理的行为时，可以采取暂扣车辆和机具物品的措施。
　　第四十六条　拒绝、阻碍河道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中的行洪河道是指：海河(三岔河口至入海口)、永定新河、独流减河、蓟运河、州河、洵河(含引洵入潮)、还乡河(含故道和分洪道)、潮白新河、北运河(三岔河口以上)、青龙湾减河(含引青入潮)、北京排污河、永定河、金钟河(孙庄子以下)、新开河(耳闸以下)、大清河、子牙河(与北运河交汇口以上)、子牙新河、南运河(独流减河以上)、马厂减河(独流减河以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